历史事件

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说法源自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1年海丝综合考察中对泉州保存的众多丰富多元原真度高的海丝历史文化遗存的认可及对其在海丝高峰期第一大港地位历史作用的肯定，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认定为的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是象征性的荣誉认定，而非学术概念。学术上用'起点'易起分歧，实际上要用"某时期的主港"来准确描述。海上丝绸之路是由当时东西洋间国际主港，支线港喂给港，中转港，补给港等

“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历程

  在秦朝以来两千余年的发展历程中，海上丝绸之路发生很大的变化。总体说来，大致可划分为五个发展阶段。（一）秦汉时期—形成　　秦始皇统一岭南后发展很快。当时番禺地区已经拥有相当规模、技术水平很高的造船业。南越王墓出土的具有波斯风格的银盒、两河流域工艺制作的金珠泡饰、非洲原支象牙等珍贵文物，见证了当时以“番禺都会”（今广州）为中心的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实况。　　西汉史书明确记载海上丝绸之路。公元前111年，汉朝平南越，汉武帝派使者前往南海地区。《汉书·地理志》记载，其航线为：从徐闻（今广东徐闻县境内）、合浦（今广西合浦县境内）出发，经南海进入马来半岛、暹罗湾、孟加拉湾，到达印度半岛南部的黄支国和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这是目前可见的有关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文字记载。 （二）魏晋南北朝—发展期　　这一时期南方政权（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因为与北方对峙，更注重向海洋发展，造船、航海技术的进步以及航海经验的积累，也为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提供良好条件。　　魏晋以后，开辟了一条沿海航线。这条航线自广州启航，经海南岛东面海域，直穿西沙群岛海面抵达南海诸国，再穿过马六甲海峡，直驶印度洋、红海、波斯湾。　　这条航线穿越印度洋后，向西延伸到了阿拉伯半岛。那时，中国南方与斯里兰卡之间已经保持着比较密切的官方联系。不少前往印度求法的中国僧人也取道海路。东晋高僧法显沿陆路到印度，由海路返回中国。（三）隋唐时期—繁荣期　　隋唐时期，中国经济重心南移，中国与西方的交通以陆路为主转向以海路为主，海上丝绸之路进入大发展时期。广州成为唐朝最大的海外贸易中心，朝廷设立市舶司，专门管理海外贸易。　　唐朝的“广州通海夷道”是最重要的海上交通航线，具体走向为：从广州启航，沿东南方向航行至屯门山（今广东深圳南头），然后西行，经海南岛东部海面，越过西沙群岛，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抵印度南部后，沿半岛西岸北上，再沿海岸线西行直达波斯湾，从波斯湾沿阿拉伯半岛西南行可到非洲东岸。这条海路是八世纪至九世纪间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　　在南海，东南亚诸国基本上进入以广州为中心的南海海洋贸易圈内。考古发现显示，唐代广州极可能已开辟直航菲律宾的航线。唐朝陶瓷开始成为主要出口商品，湖南长沙窑、河南巩县窑、河北邢窑、浙江越窑、广东潮州窑等地产品远销世界各地，因而海上丝绸之路又被称为陶瓷之路。（四）宋元时期—鼎盛期　　宋代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明显提高，指南针广泛应用于航海，中国商船的远航能力大为加强。更重要的是宋代社会经济发展远超前代，私人海上贸易在政府鼓励下得到极大发展。元朝在经济上采用重商主义政策，鼓励海外贸易，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进入鼎盛阶段。　　据陈大震《南海志》记录，宋元时期与中国直接或间接有交往的国家或地区多达140多个，从地中海西部的西班牙南部，经过地中海，非洲东部，穿过印度洋地区各国，再到中南半岛和南海诸岛，直至中国东南沿海各地，都属海上丝绸之路所编织的海洋贸易网络。　　宋代不断颁布和修订海外贸易管理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举措有两个：一是完善市舶司机构建制，并向全国推广。二是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海洋贸易管理条例—《广州市舶条》（1080年），并成为宋代贸易管理的制度范本。（五）明清时期—衰落期　　十五至十八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欧洲人相继进行全球性海上扩张活动，特别是地理大发现，开启了大航海时代，开辟了世界性海洋贸易新时代。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相比较，明清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明朝建立之初，即采取海禁政策，长期没有解除。清朝初年，实施严厉海禁与迁界，限制中外正常交往。康熙二十五年（1686），广东设置十三行。这些行商依照规定专营对外贸易，简称洋行，习惯上称为十三行。乾隆二十二年（1757）以后，禁止欧美商人前往福建、浙江贸易，只保留广州“一口通商”。　　经过西方人的航海扩张，从西欧出发有两条航线可以直通广州：一条是沿非洲西海岸南下，绕过非洲南端好望角，横渡印度洋，经苏门答腊岛西南部海面穿越巽他海峡，北上进入南海，到达澳门和广州，或者绕道马六甲海峡，从南海到达广州。另一条是横渡大西洋，从美洲绕过麦哲伦海峡，横渡太平洋，航行至菲律宾群岛，再从菲律宾出发，直航到广东和东南沿海其他地区。后来美国加入对华贸易，美国船舶又开辟了新的太平洋航线。

林则徐禁烟

  林则徐，字元抚，又字少穆。候官（今福建福州）人。自幼勤学苦读，13岁中秀才，19岁中举人，27岁中进士，入翰林院。他历官14省，先后任监察御史、希政使、河道总督、巡抚、总督和钦差大臣等官职。他一生中最大功绩，是他领导和实践了反对列强侵略的禁烟抗英斗争。  早在1823年在江苏任按察使时，就曾下令秘访严拿勾结衙门差役、开设鸦片烟馆的土豪恶棍。1832年，他任江苏巡抚后，与两江总督陶澍“志同道合，相得无间”共商奏请严禁鸦片，自铸银币，缓征救灾，开浚河道，兴利除弊等等。1837年林则徐任两江总督，他继续开展禁烟运动。1838年，林则徐以“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政治眼光上书清廷：“鸦片流毒天下，为害其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道光皇帝为维护统治，接受了林则徐的主张。     1838年12月，任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查禁鸦片。1839年3月，他一到广州，便在两广总督邓廷祯等的积极协助下，雷厉风行地开展禁烟。他们大力整顿海防，倡办义勇，严拿烟贩，惩处受贿官员，并责斥英、美外国鸦片贩子交出鸦片。严正声明：“若鸦片一日不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结果，收缴鸦片近2万箱，在虎门当众销毁，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利益和尊严。  

郑和下西洋

  郑和下西洋是明朝初年的一场海上远航活动。明成祖命三宝太监郑和率领两百多艘海船、2.7万多人从太仓的刘家港起锚（今江苏太仓市浏河镇），至福州闽江口五虎门内长乐太平港驻泊伺风开洋，远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拜访了30多个包括印度洋的国家和地区，曾到达过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腊、古里、暹罗、榜葛剌、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个国家，目前已知最远曾达东非、红海和美洲。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船只最多（240多艘）、海员最多、时间最久的海上航行，比欧洲国家航海时间早半个多世纪，是明朝强盛的直接体现。郑和的航行之举远远超过将近一个世纪之后的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航海家，如麦哲伦、哥伦布、达伽玛等人，堪称是“大航海时代”的先驱，是唯一的东方人，更是比马汉早五百年提出海权论，更有说法称郑和最早发现美洲、澳洲、南极洲。 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众说纷纭，一说宣扬大明威德，《明史·郑和传》中记载：“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一说寻找建文帝，《明史·郑和传》中记载：“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觅踪迹”；另有包抄帖木儿帝国、 扫荡张士诚旧部、解决军事复员问题、获取海外朝贡、发展贸易缓解财政支出紧张等说法。有史料称郑和下西洋使“贫民致富”而奢侈品“国用充足”。第一次下西洋  永乐三年六月十五日（1405年7月11日）从南京龙江港启航，经太仓出海，永乐五年九月初二（1407年10月2日）回国。第一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800人第二次下西洋  永乐五年九月十三日（1407年10月13日）出发，到达文莱、泰国、柬埔寨、印度等地，在锡兰山迎请佛牙，随船带回，永乐七年夏（1409年）回国。第二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000人。第三次下西洋  永乐七年九月（1409年10月）从太仓刘家港启航，姚广孝、费信、马欢等人会同前往，到达越南、马来西亚、印度等地，回国途中访锡兰山，永乐九年六月十六（1411年7月6日）回国。第四次下西洋  永乐十一年十一月（1413年11月）出发，随行有通译马欢，绕过阿拉伯半岛，首次航行东非麻林迪，永乐十三年七月初八（1415年8月12日）回国。同年11月，麻林迪特使来中国进献“麒麟”（即长颈鹿）。第四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670人。第五次下西洋  永乐十五年五月（1417年6月）出发，随行有蒲寿庚的后代蒲日和，途经泉州，到占城、爪哇，最远到达东非木骨都束、卜喇哇、麻林等国家，永乐十七年七月十七（1419年8月8日）回国。第六次下西洋  永乐十九年正月三十日（1421年3月3日）出发，往榜葛刺（孟加拉），史载“于镇东洋中，官舟遭大风，掀翻欲溺，舟中喧泣，急叩神求佑，言未毕，……风恬浪静”，中道返回，永乐二十年八月十八（1422年9月2日）回国。永乐二十二年，明成祖去世，仁宗朱高炽即位，以经济空虚，下令停止下西洋的行动。第七次下西洋  宝船从龙江关出水。宣德五年闰十二月初六（1431年1月从龙江关（今南京下关）启航，返航后，郑和因劳累过度于宣德八年（1433年）四月初在印度西海岸古里去世，船队由太监王景弘率领返航，宣德八年七月初六（1433年7月22日）返回南京。第七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55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