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民族文化交流 促进“一带一路”建设
【类型】报纸
【作者】吴正彪
【报纸名称】中国民族报
【日期】2016-05-20
【地址】地址
【报纸名称id】320700000976
【摘要】从习近平主席2013年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倡议以来,到目前为止,得到了“一带一路”沿线的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积极响应。在我国境内,“一带一路”建设所涉及的18个省区市内,有说汉语方言的汉族和说本民族母语的维吾尔族、蒙古族、朝鲜族、京族、壮族、苗族、瑶族、傣族
【全文】
从习近平主席2013年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倡议以来,到目前为止,得到了“一带一路”沿线的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积极响应。在我国境内,“一带一路”建设所涉及的18个省区市内,有说汉语方言的汉族和说本民族母语的维吾尔族、蒙古族、朝鲜族、京族、壮族、苗族、瑶族、傣族、景颇族、彝族、哈萨克族、藏族等30多个少数民族。正是在这样的地理位置和民族文化构成背景下,笔者认为,加强中外民族文化交流,对于促进“一带一路”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发展意义。为此,如何开展对外民族文化交流,进而推动经济接轨、文化互信、民族和谐、社会稳定、国泰民安等各种综合性目标的实现?纵观历代史书上记载的成功经验,对于在“一带一路”中的民族文化交流,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前期的相关基础工作。
一、 加强对各民族语言文字工作的指导与完善,培养适应“一带一路”建设的民族语言文字翻译的专业技术人才。
2015年3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和商务部共同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指出“一带一路”的沿途发展核心内容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而这“五通”都离不开不同民族、不同语种之间语言文字的相互沟通,也就是说,各民族语言文字的沟通是前提,也是做好这“五通”工作的重要基础。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设置的各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机构看,中央民族语文翻译局只设立有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彝、壮7个语种的民族语文翻译室,这不仅难以适应我国对外开放的需要,而且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开展,众多少数民族如傣族、景颇族、苗族、瑶族、京族等同样需要这样的民族语文翻译机构作为平台,因此建立这样的工作机构,配备相应的专业技术人才,不仅是当务之急,也是我们实现经济发展与文化互信的一个重要途径。
二、 充分发挥内陆地区教育资源优势,合作互惠,围绕“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开展适合多边关系发展的人才培养举措。
“一带一路”建设仅在我国境内就涉及到18个省区市,很多教育资源丰富和具有特色教育潜力优势的省市大都在这些行政区域之外,按照陆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相互连接的国家资源状况,依托资源开发,把不同层次的教育办到周边国家人口比较密集的城市和乡村,形成既能“请进来”,又要可以“走出去”的教育发展格局,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人才储备夯实智力基础。近年来,很多国家采用这种做法。越南国家政府每年提供大量的教育经费作支撑,到老挝首都万象等一些重要省市对当地学龄儿童进行挑选扶持,每年从小学、初中、高中不同阶段单独招收优秀的学生进入“越南政府资助班”免费学习,到大学阶段的老挝精英人才,越南则直接吸纳其进入本国进行公费留学培养,这样的“嵌入式”人才培养模式,同样对我国“一带一路”建设中学校教育与人才储备也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作用。此外,在东南亚的很多国家,生物资源多样性极其丰富,我们可以结合我国的民族医药、中医药产业的发展培养双边专业技术人才,共同开发,为人类的健康提供跟多来自于大自然的资源共享与互助。
在西北等地与我国紧邻的国家中,天然气、石油资源以及与西南地区接壤的国家水力资源、矿产资源等都很丰富,发挥我国高等院校和职业技术学院在专业技术基础人才方面的培养优势,不仅在“请进来”的留学生中培养专业人员,而且还应当把高等院校的分校延伸到周边国家。在这方面,中国在世界各地开办的孔子学院、在老挝开办的苏州大学等等,都已经风生水起,积累了许多丰富的办学经验,这同样为我们“一带一路”建设中人才培养提供很多有益的借鉴。
三、 加强跨境民族的法律意识引导,从婚姻、边贸、人才服务等方面放开民间往来渠道,建立内地与周边国家民众之间的密切关系。
据媒体披露,近年来,通过一些人贩子或民间跨国婚姻介绍机构周转后从越南等国家跨境“嫁”到中国内地的年青女性不断增多,部分跨境“婚姻”在中国内地引起的各种社会问题不断出现。有鉴于此,我们建议在加大打击拐卖人口犯罪力度的同时,从法律的角度引导并开放内地与周边国家未婚青年之间的交往,发展民间的这种由婚姻关系建立起来的“亲戚”人脉,以此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周边贸易和技能人才之间的流动,在跨境民族中建立内地与周边国家民众之间的密切关系。
事实上,这种“和亲”政策从夏代起就已经存在,只是当时主要在上层统治者之间进行。而到了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更应当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建立健全相关法制体系,把这种“和亲”关系引入民间,从“软”外交中补充、巩固和丰富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健康发展。
四、 参照中国在国外举办孔子学院的工作模式,派出国内懂得周边国家小语种的教授或博士到这些国家的大学和科研机构进行援助教研的同时,通过国家的一些项目资金资助积极开展海外民族志研究。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以来,西方传教士在到中国传教的过程中就开展大量的民族学资料搜集,此后,日本等一些国家的民族学家也先后进入中国开展民族学调查,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今天的“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借鉴。
随着中国的人才与经济条件已经具备前往海外开展民族学调查的研究实力,结合现有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优势,让海外民族志的调查研究为中国“一带一路”建设提供相应的决策参考和智力支撑。
五、依法建立中国各类民间基金组织,吸纳和资助海外高层专业技术人员与国内基金组织合作,推动民间组织在海外周边国家的健康发展。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境外的一些民间基金组织在中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机会。如国际福特基金会、香港乐施会以及一些教会慈善组织等资助中国学者在边远贫困地区、生态脆弱地区开展调查研究的同时,通过小额信贷等不同的帮扶方式扶持了一些贫困人群得到了发展,增强了这些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民众的生活自信心、自尊心,激发了这些人群在参与社会发展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同样,我们也可以以这样的方式在中国建立相应的民间基金组织,走向海外,围绕“一带一路”建设把许多基础性的工作有效地开展起来。
总之,通过中外民族文化的交流、交往与联系,把文化认同、互信互助关系建立起来,发挥我国多民族国家的语言资源、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等方面的潜力优势,在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中把更多的内陆省市带动起来,实现中国各民族的共同繁荣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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