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文宽教授的论文集《敦煌吐鲁番天文历法研究》是他继刊出《敦煌吐鲁番学耕耘录》（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之后的第二本论文集，也是与他的《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和《敦煌吐鲁番出土历书》（河南教育出版社，1997）两部大型文书汇刊与校释相配套的又一部力作。两部文书汇编和即将刊出的本论文集可以说是三位一体，反映了文宽多年来孜孜研究敦煌、吐鲁番、黑城子出土的以及散失天下若干晚期的天文历法文书的概貌。 $$文宽在攻读研究生学位之前，在北京天文台工作期间有过研究天文历法史的经历。这样，在他决心以研究唐史为志业，并肆力于整理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时候，已经具备了处理天文历法文献的独特条件。他以古天文知识为基础阅读历代正史中号称艰深的天官书和历法志就有较多的方便，这样的经历可以说是文宽治史的一种幸运。天文历法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上关系着王朝的推考天人、校定正朔，下涉及小民日常生活的四时宜忌。我国古代最卓越的史学家大多精通天文历象。例如，司马迁（公元前145或135－？）是先与壶遂等人完成造历事业而后才继续其父述作之功的。司马光（1019－1086）也有《通历》80卷之作，他在历法方面的准备功夫使他的《资治通鉴》得以建立在坚实准确的年代、正朔的考订基础之上，这反映在他的30卷《资治通鉴目录》之中。《目录》以年为经，以国为纬，上栏著录岁阳岁名和依据刘羲叟（1017－1060）《长历》的气朔闰月及七政之变，下栏列举《通鉴》正文的历年大事纲要。刘羲叟生与司马光同时，强记多识，长于历数，通晓唐代八历，尤其推崇八历中的《大衍历》，撰有《刘氏辑历》，欧阳修专门委任他纂修《新唐书》律历、天文、五行诸志。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为了明了中国纪年和正朔体系这一时间框架，按理说应该懂得一些天文历象和历代历法，然而，由于这方面的训练过于专门，个人精力终有极限，因而往往无暇顾及，许多治史者常常以此为憾事。文宽现在的研究不仅发挥了他的特长，在天文历法方面开辟了崭新的园地，而且取得的研究成果起着部分历谱的作用，便于不熟悉历法的人们考史、证史之用，这是值得我们感谢的。 $$读文宽的论文使我对他的创获有特别深刻的印象。例如，敦煌出土北魏太平真君十二年（451）的历书，经文宽的研究，证实了中国当时准确地预测到了两次月蚀。又如，文宽对唐文宗大和八年甲寅岁历进行研究后发现，这份834年的雕版印刷历本，应当是迄今人们找到的历史上标明年代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我国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年代现在还不能确指，推测当在7世纪。前此所知标明最早年代的雕版印刷品是现今收藏在伦敦英国图书馆的唐懿宗咸通九年（868）王王介为二亲敬造普施的《金刚经》；文宽考出的834年历本将雕版印刷术的实物证据提早了34年，许多权威著作在这一点上将会改写。本文集中还有一组论文涉及中国历史上历日与当代通书的文化联系。文宽发现，从1182年到1998年，中国传统历书使用二十八宿注历一天都不曾间断，而且从来没有发生错误。经文宽考证，穆宗长庆二年（822）颁布的《宣明历》一直使用到892年，并且在日本、朝鲜使用时间更长；这种唐代以来的具注历实际上与今天港、澳、台乃至东亚，1949年以前大陆上居家必备的《通书》、《通历》、《时宪书》等一脉相传，有千年以上的沿袭关系。 $$在这里，文宽的考证实际上阐发了东西文化史上久被忽视的重要篇章。早在1871年，也就是鸦片战争之后约30年，厦门的英国传教士杜嘉德（Carstairs Douglas，1830－1877）首先注意到中国南方使用的历书中以“蜜”字注星期日的问题。他解释不出原因，于是在福州传教士保龄（Stephan Baldwin，1835－1902）于1868年5月创刊的《教务杂志》（Chinese Recorderand Missionary Journal）的《中国和日本札记与疑问》栏内刊登了一则有关的札记。这在传教士中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当时参加讨论的知名传教士有德贞（Johm Dudgeon，即德约翰医生，1837－1901）、卫礼（Alexander Wylie，即伟烈亚力，1815－1887）以及在北京的俄国东正教驻华布道团团长鲍乃迪大教长（Palladius，1817－1878）等多人。卫礼在《教务杂志》第四卷（1871年6月号、7月号）刊出了一篇重要文章，名《中国有关周末安息日的知识》。传教士出于职业原因，对中国人居然也有周末安息日（sabbath）的记载非常感兴趣，这是可以理解的。卫礼为研究这一问题而搜集了清代允禄等奉敕纂修的《钦定协纪辨方书》（1739年刊本）和当时华中、华南发售的《洪潮和曾孙堂燕通书便览》等时宪书，指出了其中有关二十八宿和年神方位，月事吉凶，用事宜忌以及日月五星下值人间的七曜别行、禳灾法，并将有关记载追溯到759－764年不空（705－774）和杨景风共译的《西域吉凶时日善恶宿曜经》。收在本文集中的文宽的一系列有关时宪书或通书的论文，实际上是以新资料对中断了将近130年的中西文化交流中一个重要问题做了新的概括。 $$文宽的研究之所以多有发现，原因在于他读书认真。从资料的搜集、文本的阅读到文章的营构断制，心神贯注，一丝不苟。这里可以举出文宽在校注《坛经》过程中从形（文字校勘）、音（音韵）、义（训诂）三方面，特别是从方言、音韵方面着手突破“文字障”为例以作说明。为了持论有据，文宽在处理方音替代字和注释中古口语词上下了功夫，证实《坛经》不同文本中均为溪纽的“起”、“去”两字，因西北方言中的止摄微韵与遇摄鱼韵混同而可以互注，还有“端”“定”互注，以“审”注“心”，韵母“侵”“庚”互通，等等。核以高本汉（参看潘悟云等编译《汉文典》）、罗常培、董同龠禾、李荣、周法高、王力、普立本、白一平、李珍华与周长揖、高田时雄、平山久雄诸家有关的拟音，文宽找到的验证资料似是以上诸家未曾措意的。从1923年汪荣宝发表《歌戈鱼虞模古读考》一文引发的“鱼”、“虞”音值的辩论迄未终结，直到今天，这一讨论仍然不时出现在中、日和西方的汉语语言学家的专著和论文中。早在1923年，林语堂在读汪文之后写文章指出，“歌”、“鱼”合用现象，“须以方音解明它”，“所谓混用，未必是普通混用，未必不可寻出作家、地方有条理地区别出来”。其后，沉兼士为魏建功《古音系研究》作序也指出：“欲明古代文字之音，必先明现代方言之音，现代方言者，古音之尾闾也。”文宽追究方音转变流衍而做的校读工作，证实了先贤的卓识，激活了今后可以开拓的又一方面。文宽的创获，大多类此。 $$文宽早年寒苦，今日学业有成。两部论文集的出版，反映着他笃志向学、踏实勤恳的业绩，其中凝结着常年辛劳。今天，人们有多种计算机数据库可供检索词条，有电子扫描技术迅速输入资料。从一方面说，新技术大大方便了研究者搜集材料层次上的操作，但是，另一方面，这也更加加重了研究者的思考负担。除此之外，后现代主义对史学原理（所谓“后设史学”、“元历史”、“大历史”、“大写历史”、“上层次历史”、“新历史主义”）和对具体历史撰述的操作（“小写历史”、“下层次历史”）都有所质疑。后现代主义对传统史学的盘诘不足以动摇史学本身，但是可以促进从事史学实际研究的学者注意新思潮的挑战，从而对自身业务做更周延精确的思考。新的形势要求人们治学更加刻苦认真，看来，只有更加辛勤耕耘，种出的庄稼才能籽粒饱满，写出的文章才能内容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