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左至右：王气中、张汝舟、徐复、殷孟伦

1982年的一个深夜，著名书法家林散之先生挥笔写下《赠叶芦》：“早向君家结胜缘，匆匆忧患在人间。恍然一梦槐安国，白发惊心六十年”。林散之这首诗是写给浙江师范大学张叶芦教授的，因为他的父亲张汝舟去世不久，而这一年，林散之与张汝舟刚好订交60年。他所怀念的这位老友正是章黄学派的国学大师，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经声名鹊起的张汝舟先生。

张汝舟（1899-1982），名渡，以字行，自号二毋居士，安徽全椒章辉乡南张村人。先生可谓20世纪学术史上少有的奇才，他对于中国传统各种学问都有着深切的了解，然而他的早年并不像多数民国时期的学者那样幸运。他们家底殷实，衣食无忧，可以专心致力所学。相反地，先生从小则是家徒四壁，父亲力耕犹不足以供其读书。先生砥砺自学，在同辈中鹤立鸡群，很快凸显出来。这种对于读书的极大热忱感动了乡贤，在宗族乡贤的支持下，这才勉强小学毕业。因为经济困难，先生考入免费的全椒中学继续攻读。中学毕业后，巨大的家庭负担使得先生终于辍学，在南京江浦县当起了塾师。七年后，先生如愿考进当时全国的最高学府——国立中央大学。

民国时期的中央大学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名师，这些身负不世之才的教授很多都是深刻影响了20世纪学术发展的一代宗师。黄侃、王伯沆、吴梅、汪辟疆、胡小石，一批重量级的大学者齐聚一堂，开坛论道，这对于如饥似渴的张汝舟先生来说无疑是如鱼得水。他充分吸收各家所长，与众师长砥砺切磋，一时学业大进。黄侃先生时有“博极群书张汝舟”的赞誉，可谓称道有加。在中央大学时期，与先生结交的朋友同学后来也都成为开一代风气的学界名宿。其中最主要的就包括南京大学的元老程千帆先生，南京师大训诂学大家徐复先生，山东大学著名语言学家、国学大师赵少咸的女婿殷孟伦先生。先生与他们交流频繁，过从甚密，由于这些学者大半出自黄侃门下，又往往以“不失黄门家法”自勉。先生一生以受教黄门为莫大荣耀，对于师门恪守传统严谨的学风尤为重视。数十年后，徐复、殷孟伦前往南大讲授训诂学，先生心潮澎湃，大呼“师门遗教堪传世”，可见对于传统学风的奋力坚守。

大学毕业后，先生反哺桑梓，在中学当起了国文教员。抗战爆发后，先生随校西迁，任教于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抗战胜利后，正式担任贵州大学中文系教授，从此开始了长达二十七年的黔中教育生涯。这二十七年在先生的一生中可谓至关重要，他心无旁骛地进行语言学研究，撰写了大量论著，培养了众多学术上的有生力量。先生在贵州大学主讲古代汉语及声韵之学，对于学生采取分门别类的方法培养。他根据学生的表现用红色三角标记以示教育方法的区别，再制定不同的方案改革教学。贵大的学生无一不敬仰先生的博学和敬业精神，皆以得到先生的青睐为极大光荣。先生对于这一段能够支持他从事研究和教育的美好时光非常珍惜，有诗句“地有东南美，何缘更忆家”为证。

正当先生的学术事业进入巅峰状态时，一场政治风暴向他袭来。先生在反右斗争和“文革”中被打倒，并于1971年遣返回原籍务农。直到1980年2月，先生终于迎来人生的转折点，他的冤案被平反了。他又发出了“仰空忽听机梭急，且逐牛郎泛一槎”的呐喊，以求在晚年为祖国的文教事业再创辉煌。先生在家乡滁州进入了第二个学术的高潮。他潜心研究古代天文历法，破解了《史记·历术甲子篇》的内涵，廓清了两千多年来的迷雾，并将四分历法广泛运用在年代学的研究上。他还培养了很多天文历法方面的人才，贵州大学张闻玉教授、新疆师大饶尚宽教授等，后来都在这方面有所建树，著书立说，以广天文历法之学，光大先生门户。1980年10月，由于先生杰出的成就，由南京大学王气中教授、山东大学殷孟伦教授、南京师大徐复教授共同发起举办了“中国古代天文历法讲习班”。先生以多病之躯婉转低吟，对前来求教的年轻学子抱以春风化雨般的悉心指导。讲习班结束后，先生的身体健康每况愈下。1982年元月20日凌晨，先生突发脑溢血驾鹤西去，平生师友弟子闻讯莫不悲痛欲绝，为之怆然扼腕。

先生一生从不曲学阿世，亦不为通论性质的文字，故虽在学界驰骋耕耘，却鲜有俗世的声名。先生的学问广博而精深，涉及经学、史学、文学、哲学、声韵学、天文历法等多个领域，不仅谙熟中国传统学术的方法精义，对于西方的科学精神也无不了然于胸。在整个20世纪的学术史上，不论从继承前人的成果，还是开拓后学的角度来看，先生都无疑当得起“莫之或先”四个字。先生逝世后，弟子们评价他“继往圣之绝学，成一家之体系”，这是对先生最公允最实际的定位。先生向以章黄门人自居，恪守章黄学风，同学殷孟伦称赞他“光大章黄之学，不愧一代名家”，绝非不经之谈。黄侃先生治声韵学，对于清代陈澧颇有高山仰止之情，认为“没有陈兰甫，就没有黄季刚”。先生对黄氏之学的承传与此相类，所以先生也说“没有黄季刚，就没有张汝舟”。

但先生绝不是一位只知随波逐流的庸俗秀才，而是具有现代意义上开拓精神的学术闯将。早在南京江浦县担任塾师时，先生就创见迭出，大胆怀疑，彼时先生尚无高等学府的学习经验，全凭对于知识的一腔热血，奋发自学以得之。他致书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先生，对于胡适有关《水浒传》的相关论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当时胡适已经声名鹊起，在知识界和思想界享有极高的声誉，先生此举真乃石破天惊。胡适先生收到来信，亦深为叹服，并回信表示深以为然，自当改正。先生毕生以学术的承续和创新作为根本的使命，晚年讲学金华，对程在福先生三人面授声韵之学。他主要阐扬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基础知识，而是十大声韵学家的贡献以及在学术史上的位置。他要将章黄之学从何处来，到何处去梳理清楚，他要引导后学如何发扬章黄学术，将古音学向前推进，通过不断地改革变化，定格为章黄学派特有的学术风骨，这是怎样的一种精神毅力和使命感啊！

不惟如此，先生不仅具有宏大的学术视野，对于学术上的一些看似细枝末节的问题也从不肯轻轻放过。这不但是作为一名严肃学者的职业习惯，更是体现了先生以小见大，从小问题着手窥探大世界的学术理念。先生仙逝后，贵州大学组织成立了张汝舟遗著整理小组，集中整理先生的著作。从遗著的内容来看，先生的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汉语声韵学。先生早年即对传统声韵学颇为关切，抗战时期即已完成《切韵考外篇刊误》，后来又有《段氏十七部谐声表批注》。他对于陈澧和段玉裁在声韵学上的突出贡献评价颇高，同时也发现一些问题，随文批注，进行有益的纠谬工作。先生以唐写本《切韵》《唐韵》残卷及《经典释文》《玉篇》等书作为依据，较度锱铢，审析毫厘，补缺查漏，明其等呼，究其流变。结论往往针砭入里，切中肯綮。其二，汉语语法学。黄侃先生认为“中国没有文法，训诂就是文法”。这句话对先生的影响可谓至大且深，先生凭此一思路在解放前即已完成《国文文法》，对学术界震荡极大。晚年困居滁州主讲古代汉语，由于没有古代汉语和汉语史教材，先生只好利用王力先生的教材，一边讲一边质疑，引导学生用怀疑的视角从事科研。先生关于汉语中不存在介词，单句分为动句和表句等结论，发前人所未发，颇具启发性，更有进一步研究的价值。其三，古代天文历法。先生晚年对学术进行自我评价，认为“词不如文，文不如诗，辞章不如考据。考据之中，小学较优；小学之中，声韵较胜。天文历法，技而已矣，何足道哉！”虽如是说，天文历法在先生的学术体系中实则是最有特色的一部分。先生古天文历法学的特点在于不盲从权威，不为千百年来的乱象所迷惑，能另辟蹊径，独树一帜。他深入研究《史记·历术甲子篇》和《汉书·次度》，对这些文献进行了探源溯流的考订和梳理，以《历术甲子篇浅释》的成果面世，从此使得天文历法学迷雾渐开，柳暗花明。利用先生的理论，可以轻易地辨析王国维先生“月相四分说”的结论其实是可悲的误会。先生对于两千年来天文历法学说具有卓越的反正之功，可以说，如果没有先生，天文历法学还将继续困惑世人，在黑暗中前行，真相恐将永远被尘封。先生的著作有些已经付梓出版，有些仍然没有面世。即使已经出版，先生的学说还有许许多多有价值的地方亟待开掘。徐复先生认为他“学贯天人”，确是的评。先生的学术沟通天人，容纳古今，真正地实现了太史公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从学术的角度来说，先生是一位具有继往开来意义的杰出学者。从为人的角度来说，先生则是一位儒家学说坚定不移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尽管先生一生信佛茹素，却对现实社会抱有极大的关怀和热情，这正是儒家兼济天下的胸怀。从中央大学毕业返乡，路遇民夫修建铁路，先生当时即高呼“吾曹醉饱千夫饿，谁为千夫拔一毛”，对于在动乱社会饱受煎熬的百姓抱有万分的同情。在蓝田师院任教时，有故交延请他担任省政府秘书长，先生辞以“君子群而不党”。1949年，学生史健因为参加反饥饿游行而被残忍杀害，先生更是冒着生命危险跑进省政府办公室，厉声呵斥，要求讨回公道。在被诬陷改造的岁月，先生对于不能再用自己的学问报效祖国而惆怅不已，发出了“有心难许国，空下董生帷”的哀叹。总之，先生无时无刻不在实践着儒家的经世情怀，真正实践着“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不管时代发生怎样的改变，先生始终以国家民族、天下苍生为己任，他对这个世界的一草一木都具有深切的热爱和无比的眷恋之情。

1984年，先生门下高足张闻玉教授应程千帆先生之邀，前往南大讲授先生的天文历法之学，反响巨大。其后又往湖南师大等校继续宣讲，这可以说是弘扬先生学术精神的第一步。今年6月12日，张闻玉教授的文章《从观象授时到四分历法——张汝舟与古代天文历法学说》在光明日报发表，六十年风雨历程，终见光明，我辈备受鼓舞。笔者负笈西南，从张闻玉教授学习声韵及天文历法之学，蒙先生不弃，许我以忘年之交，遂经常谈论汝舟先生遗事。每念及此，莫不两相嘘唏，感慨系之。先生1943年在蓝田任教时曾作一诗怀念黄侃先生，中有“文章经术谁能识”之句，岂非夫子自道哉？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张汝舟先生的学术精神和道德人格在不久的将来必将广为流布，以为师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