勾描

雕版

水印

提刷吊耙

复杂的大型木版水印作品，需要两人以上配合操作，也体现出口传身授的代代传承。

正在制作中的木版水印，在年轻技师手中一页页翻过。

画面尺寸仅为24.3厘米×15.5厘米的《宋人消夏图》(下图)木版水印画，需雕版66块(上图)，套印200余次。

《幽兰丛竹图》

精心雕印的任伯年《群仙祝寿图》木版水印作品（左半部）。耗时8年完成，刻板在2000块以上，成画由12条屏构成，总长720厘米，尺幅高206.8厘米，是目前木版水印尺幅最大的作品。

■摄影撰文/本报记者 戴焱淼

从2006年起，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定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在第六个“文化遗产日”渐近之际，本版聚焦上海本土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木版水印，看看今人对“印刷术活化石”的悉心呵护和潜心传承。

木刻勾形，水墨传神。在数字印刷技术让人眼花缭乱的今天，典雅而内敛的传统印刷技艺——木版水印，总能引起观者惊叹。

作为一项“国画复印”技艺，木版水印是技师通过“勾描”、“雕版”、“水印”三道纯手工工艺，将原画分解成若干局部，刻于木版，再置于不同部位，涂墨、拓印，浓淡相宜的墨色在宣纸上铺陈开来，最终成画。对照原画，几可以假乱真。

近年来，原本出于复制目的的木版水印作品，由于像极了真品，甚至成为收藏界的新宠。这门古老技艺，已成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中国画悠远的意境中，走在它自己的路上。

千年“古艺”镂象于木，印之素纸

“镂象于木，印之素纸”的传统木版水印技艺，源于雕版印刷术，有着厚重而悠远的历史，被称为“印刷术活化石”。

早在唐代，木版水印技艺就已成熟，从流传于世的唐咸通九年（868年）雕版印制的《金刚般若经》插图扉页来看，无论刻版还是印制都已有相当高的水平。宋元时期，用木版水印作书籍插图，蔚为流行，到了明代更盛极一时。特别是明代万历、天启年间，木版水印发展到鼎盛时期，“饾版”和“拱花”等复杂的套版叠印工艺被广泛采用，在工艺上有了很大进步。

清初木刻年画的兴起，水色套印更趋完善。清代王云的《月色楼阁》是第一幅绢本木版水印作品。民国期间荣宝斋重刊《十竹斋笺谱》，使彩色套印和拱花术得以延续发展。

现代木版水印是在鲁迅的倡导下，继承民族传统和吸收外国版画技法而逐渐发展起来的。20世纪30年代初，著名版画家李桦创作了木版水印《春雨》。新中国成立初期，不少作品影响深远，如黄永玉的《阿诗玛》、吴凡的《蒲公英》等。

“南朵北荣”笔情墨韵，各擅胜场

上海朵云轩，北京荣宝斋，只有这两家老字号仍保留着完整的传统木版水印技艺，二者因此被书画界并称为“南朵北荣”。

在江南温暖湿润的地理气候环境中，受海派文化滋养，朵云轩木版水印形成了作品用料考究，精致、秀润的风格特征，更以再现水墨大写意的笔墨情趣独步艺坛。在首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上，朵云轩木版水印作品《幽兰丛竹图》获金奖，也是上海参展非遗项目获得的唯一金奖。

朵云轩的木版水印复本乱真之事，向来不少。曾有齐白石的一幅《青蛙》图，自朵云轩印制出来，竟被人误当原作收购。其实，这并非买家眼力不及，有时连作者本人也难辨真假——一次白石老人来到朵云轩，看到一帧照原作水印的《虾》，端详半天，最后还是摇摇头，下不了定论。

“非遗”传承口传身授，力振古法

在喧闹的延安路高架旁，上海书画出版社后院的一座小楼，闹中取静，曲径通幽，这里是木版水印在上海的传承基地。

上二楼，绘稿勾描的工作台前，技师在灯下悉心运笔，对照原稿作一幅细致的摹稿，用作印样——在半透明的雁皮纸上作画，再贴于木版上，即可下刀细刻。在水印室，雾气弥漫，墨香四溢，工作台边的加湿器喷着水气，老师傅和年轻人各自埋头，宣纸在手中翻腾，墨色在刷子和白纸间晕染开来，造就画作中一个个细微的局部图案。无数局部最终汇成全画，少则几日，多则数月，甚至数年。

木版水印的每道工序都必须完全采用手工操作，所有技艺传承都是“师父带徒弟”，代代口传身授。来这里学艺的年轻人必须经过几年学徒期打基础，学勾描的天天练习线条笔力，学刻版的手上要磨出老茧，学水印的先从一年的“提刷吊耙”基本功练起——左手手腕提刷吊耙水平转动，每天要刷几百张小画片……学徒期满之后，还要经过长期的手头操作和墨气濡染，方能成才。

在成熟技师手下诞生的木版水印成品，能与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材质完全一致，其间神韵是现代机器印刷很难达到的，从而使木版水印产品更具“乱真”效果。

作为浸透民族智慧和东方审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木版水印在传承人坚守中，持续散发着独特魅力，历久弥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