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江苏煤炭地质局二队组织44名生产、管理骨干到海南旅游。近年来，江苏局二队抢抓机遇、率先发展，全队干部职工发扬“江苏二队”的光荣传统，以创“江苏二队”品牌、争做全国地勘行业标兵为目标，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勤奋努力、争创一流。本次海南之行不仅让职工们领略了海南的美丽风光，愉悦了心情，陶冶了情操，还增强了职工队伍的凝聚力。

古代中国的科技成果十分耀眼。

中国古代科学产生于夏、商、周，在秦汉时期已形成一定的学科体系，宋代则达到发展和运用的高峰。

宋代的科学技术在很多领域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数中国四大发明中的其中三项：火药、指南针和活字印刷术。

自从汉朝发明纸张后，书写材料比过去用的甲骨、简牍、金石和缣帛轻便多了，但是抄写书籍还是非常费工的，远远不能适应社会需要。东汉末年的熹平年间（公元172~公元178年），出现了摹印和拓印石碑的方法。大约在公元600年前后的隋朝，人们由刻、印章受到启发，发明了雕版印刷术。

文字是人类文明的标志，纸张是文字最有效的载体，印刷则体现出什么是效率。从发明雕版印刷术后，印刷术在材料和工艺方面不断改进、不断完善。到了宋代，雕版印刷术更加发达，趋于鼎盛，一版能印刷百部、千部书，但是很费工时，存放版片要占用很大的地方，对于印量较少或者不需要重印的书籍，版片就没有用处了。然而，版片制作的过程却十分繁琐，浪费了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

据《梦溪笔谈》记载，宋仁宗庆历年间，平民毕创造了活字印刷术。这种方法，节省费用，缩短时间，经济方便，在世界印刷史上是伟大的创举。毕是世界上第一个发明活字印刷术的人，比德国的约翰内斯·古腾堡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早约400年。

毕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基本原理和现代铅字排版印刷方法完全相同，这种活字印刷术可分作四步：首先用胶泥制作活字，再放在火中烧硬；然后是排版，把活字排在涂有松脂和蜡的铁板上，加热铁板，使蜡稍微熔化，用平板压平字面，冷却之后，活字便固定在铁板上了；接着是上墨印刷；最后是拆版，印刷之后铁板再加热，将蜡熔化之后就可以取下活字，备日后使用。对一些常用字往往会多制作一些，确保不缺字，而对偏僻、生冷字，则可以现用现做。同时，为便于拣字，把胶泥活字按韵分类放在木格子里，贴上纸条标明。

据文献记载，毕在发明胶泥活字印刷术时，还试验过木活字印刷，但是因木料纹理疏密不匀，刻字困难，木活字沾水后变形以及和药剂粘在一起不容易分开等原因，所以毕没有采用。

毕的胶泥活字版印书方法，如果只印两三本，不算省事，如果印成百上千本，工作效率就十分可观了，不仅能够节约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可以大大提高印刷的速度和质量，比雕版印刷有明显的优越性。

活字制版避免了雕版的不足，只要事先准备好足够的单个活字，就可随时拼版，大大缩短了制版时间。活字版印完后，可以拆版，活字可重复使用，且活字比雕版所占的空间小，容易存储和保管。这样，活字的优越性就表现出来了。

毕发明活字印刷，提高了印刷效率。但是，他的发明并未受到当时的统治者和社会的重视，他死后，活字印刷术仍然没有得到推广。他创造的胶泥活字也没有保留下来，但是他发明的活字印刷技术，却流传开来。

相关资料表明，元初科学家王祯发明了木活字，并改进了活字印刷术。王祯把每行字夹住，排满后再用木屑塞紧，省去了固定和取字的不便。为了免去排字工人来回寻找单字的麻烦，提高排字效率，王祯还将木活字按韵编号排列好。

活字印刷术发明不久，我国便出现了活字印刷品。南宋周必大在《周益国文忠公集》卷一百九十八《程元成给事》中记载：“近用沈存中法，以胶泥铜版移换摹印，今日偶成《玉堂杂记》二十八事，首恩台览。”由此可见，活字印刷术在南宋淳熙、绍熙年间（公元1174年—公元1194年）确实得到了实际运用。

活字印刷术看似简单，但发明创造并非易事，且不说把雕版印刷改成活字印刷须独具匠心，仅就实际操作技术，如造字、排版等问题而言，也是一项巨大的工程。据《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记载：19世纪，安徽泾县的翟金生，按照毕的方法，花费了30年才造成泥活字十万余个，足见其不易。清雍正年间，山东人徐志定在泥活字上上釉创作瓷活字，并印成了同邑人张尔岐所著的《周易说略》一书。他将泥土煅烧后制成活字用以排版印书，采用的仍然是毕用过的方法。元代的姚枢提倡活字印刷，他教子弟杨古用活字版印书，印成了朱熹的《小学》和《近思录》以及吕祖谦的《东莱经史论说》等书。

从考古发现的宋代印刷品来看，我国出现活字印刷品的年代应该更早。据1965年在浙江温州的北宋白象塔内清理出的北宋时期的《佛说观无量寿佛经》残页的印刷特征分析，可断定它是北宋活字印刷品。此残页佛经的绝对年代是北宋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此外，在甘肃武威等地也发现了有明显活字印刷特征的我国早期印刷品。

记者了解到，在中国古代活字印刷中，除泥活字、木活字外，还有锡、铜、铅等金属活字以及瓷活字，但大量应用的是木活字。公元1773年，清政府组织刻成253500余枚枣木活字，先后印成《武英殿聚珍板丛书》138种，共2300多卷，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活字印刷活动。

活字印刷术，影响逾千年。大约在13世纪，活字印刷术传入朝鲜，16世纪经朝鲜传入日本。同时，活字印刷术经新疆传入波斯，后来又经过蒙古国传入欧洲。

受中国印刷术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德国的谷腾堡于1455年前后发明了铅、锡等合金制成的金属活字和其他印刷设备，推动了欧洲印刷业的迅速发展，而大量印刷的书籍，在传播希腊古典文化、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谷腾堡的发明比毕晚了400多年。

古代中国，由于拥有众多发明和发达的印刷术而成为令世界瞩目的文明古国。中世纪的欧洲，由于传入了中国发明的活字印刷术而激发了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继而在世界范围内使社会文化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人类因此进入更加文明的新时期。

印刷术的发明给人类传播文化开辟了极其广阔的道路，对于推动世界文明起了极大作用。因此，印刷术、火药、指南针一起被马克思称为“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

有专家表示，活字印刷术最大的贡献就是使书籍得以广泛传播。活字印刷术对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活字印刷术产生后，大量的文字典籍可以更方便、更准确地保存下来。更重要的是，活字印刷术可为文字提供诸多复本，而这些复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传播到世界每个角落。由此，世界各地的人可以通过文字联系在一起，全球化的传播依赖印刷术逐步得以实现。

老福州人或许听说过风味独特的营多面，但鲜有人知道营多面来自千岛之国的印度尼西亚。营多面在印尼被称为印多面，是已故印尼首富华商林绍良旗下印多福食品公司的速食面品牌。因价廉物美，印多面迅速风靡印尼全国，市场占有率一度高达80%，甚至被认为解决了下层贫困百姓的温饱问题。

林绍良1916年出生在福州福清海口镇牛宅村。22岁远涉重洋投奔印尼亲友，在花生油店当了4年学徒，后来做起了贩卖咖啡粉的小本生意。创业之初虽一无所有，但凭借灵活敏锐的经营头脑，善于顺势而为，抓住居住国经济发展的机遇，从为民众提供必需的衣食住行产品起步，逐步创立起一个涉及制造、商贸、金融等众多产业的跨国企业集团，赢得了“丁香大王”“面粉大王”“水泥大王”“金融大王”“百业大王”等美誉，也为居住国印尼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做出突出贡献。

在长期艰辛创业过程中，林绍良与印尼人民水乳交融，同呼吸共命运。他早年倾力支持印尼人民的独立事业，救助印尼独立运动领导人，甚至变卖家产支持印尼独立运动。事业有成后，他不忘回馈印尼社会，在印尼捐建的公益项目不胜枚举。

林绍良还是一位爱乡建乡、造福桑梓的楷模。1980年，林绍良就与十多位志同道合的海外乡亲，共同出资1000万美元，在家乡兴办福建省第一家外资企业清华糖厂。1987年春，由林绍良组织、以林文镜为团长的印尼工商考察团回乡考察，酝酿在福清开辟融侨开发区。他们带项目、带技术、带资金、带管理、带市场，注入10亿元人民币，建成全国第一个侨字号国家级开发区。随后又投入5亿元开发元洪投资区；建成当时福州市最大的散货泊位——松下港区3万吨级码头，还为园区引进了一批外资企业……

2012年6月10日，一颗跳动了96年的心脏戛然而止。斯人虽已逝，风范却长存，其子女继承老先生遗志，继续促进三林集团与福州在农业、能源、物流、渔业等领域开展合作，为福州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枢纽城市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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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10日，一颗跳动了96年的心脏戛然而止。斯人虽已逝，风范却长存，其子女继承老先生遗志，继续促进三林集团与福州在农业、能源、物流、渔业等领域开展合作，为福州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枢纽城市添砖加瓦。

本报7月3日呼和浩特电（记者 张毅 通讯员 陈科龙）3日上午，海南保亭文化旅游内蒙古推介会在呼和浩特酒店举行。推介会上，“七仙形象小姐”向草原朋友热情地推介海南。

同样作为旅游大省（区），海南和内蒙古都拥有独特、浓郁的少数民族文化和迷人的“海洋”。内蒙古主要以草原著称，茫茫的大草原形成广袤的绿色“海洋”，而海南拥有蔚蓝色的海洋。两地都因“海洋”而美丽，但在地域气候上又有不尽相同之处，两地旅游资源互补性强。

此次推介会上，海南带着椰风海韵的浪漫、带着黎苗民族热情来到内蒙古大草原，用海岛人民的方式表达对草原人民的友爱之情；近百名旅行社业者及媒体共商两地旅游发展。

作为中国海南七仙温泉嬉水节系列活动之一，“寻找七仙女”选拔大赛已连续举办了四届，大赛也连续多年在内蒙古开设赛区，许多优秀选手积极参加，成为推动保亭与内蒙古民族文化和旅游交流的使者。推介会上，“七仙形象小姐”通过黎苗服装展示、旅游资源推介等方式向草原朋友推介海南。

据了解，此次内蒙古推介会是“寻找七仙女”选拔大赛与内地和港澳台及国际媒体联动合作，开展的系列推介会活动中的一站。此前，海南保亭文化旅游台北交流活动已顺利在台湾举行；这些活动旨在加强海南保亭与各地文化交流。

柯银斌认为，“一带一路”不只是一种对外开放新战略。

南都记者 徐文阁 摄

南都讯 记者肖云龙 随着“一带一路”概念的火爆，对其解读也变得花样繁多。那么，“一带一路”政策其中所带来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又应该怎样去解读？昨日，察哈尔学会秘书长、高级研究员，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公共外交季刊》编辑部副主任柯银斌做客南都公众论坛，对“一带一路”政策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

“单独现代化已走到了尽头”

柯银斌认为，现在大部分人讨论“一带一路”，都认为其是一种对外开放的新战略，也是一种国际的公共产品，这些观点都是正确的，但如果对“一带一路”的理解仅限于以上两点却是远远不够的，“一带一路”还应该是一种共同现代化的概念。

在柯银斌看来，“一带一路”与全球现代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他认为，传统现代化是一种单独现代化、独享型现代化，使用大量的全球不可再生资源，不仅打破人类生存环境的均衡，还由于其独享性，导致全球各国差距越来越大，单独现代化如今已经走到了尽头，随之而来的便是共同现代化的到来。

“共同现代化才能实现整体现代化”

什么是共同现代化？在柯银斌看来，共同现代化是中国乃至全球未来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与方向。有别于传统现代化，共同现代化强调的是“共同”二字，就是由若干个国家共同推进的现代化，其目标是实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共同的利益。“一带一路”便是共同现代化的一种创新型的实践。“一带一路”的指导原则中的共商共建共享，同时也是“共同现代化”的核心理念。

柯银斌认为，中国只有走共同现代化的道路才能实现整体的现代化，改革开放至今30多年的历史，走到今天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中国的现代化还只是实现了局部的现代化，还没有整体实现。13亿人要走现代化道路绝不能再走传统现代化道路，因为全球根本没有足够的不可再生资源可供使用。如今，“一带一路”的出现正好引导了人们走向共同现代化的正确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