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中国印刷通史》，张树栋、庞多益、郑如斯等著

历时五年,深圳业余研究者邹毅终于完成了一部45万字的专著《证验千年活版印刷术》。这也是国内学术界第一本关于活字鉴定方面的专著。

印刷术是中国人引以为傲的四大发明之一。雕版印刷、活版印刷和套版印刷构成了中国独特的印刷术,其中,对人类文明影响最深远的当数活字印刷术。然而,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权之争,一直未停止过。西方学界很多人认为,德国的古登堡为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人;而韩国学者则认为,世界最早的活字印刷品属于韩国。中国学术界力图正本清源,虽然写出了许多文章进行反驳,但都没有找到有力的实物证据,只能从文献上证明活字印刷术最早起源于中国。

《证验千年活版印刷术》最大的成就是以诸多活字本实例,从全新的角度证明北宋沈括《梦溪笔谈》关于活字印刷术的准确记载,验证活字印刷术起源于中国。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印协印刷史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史金波研究员,在评论邹毅的研究成果时用了八个字:“富有新意、振聋发聩”。有学者认为,随着邹毅这本专著的问世,以及其总结的一系列活字鉴定新方法的诞生,笼罩在活字印刷史上的重重迷雾有望得以澄清。

寻找古代活字的探索之路

邹毅是深圳一家媒体的编辑,其主要业余爱好是收藏各种古书,研究古籍版本。古书收藏者都知道,活字本数量稀少,价格高昂。邹毅也非常注重收集活字本。

就在收藏研究活字本的过程中,他了解到,中国的活字印刷史像一团迷雾,并未留下早期的活字实物。2000年来临之前,美国时代生活出版公司曾组织专家小组,评选出过去1000年当中“对人类社会影响最大的100件事”,古登堡活字印刷术赫然排在首位。事实上,中国人毕昇远在公元1048年之前就已经使用活字印刷术,比欧洲早了足足400年,但众多西方学者始终不予认可。其中原因,不仅是出于偏见,缺乏更多学术证据也是重要因素。

中西之争还未定论,韩国的一些学者又提出活字发明权属于韩国。韩国发现了公元1377年的活字印刷品《白云和尚抄录佛祖直指心体要节》,并争取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承认,将其认定为世界上最古老的金属活字本,并随即写入韩国的教科书。

多年来,中国学术界推出了众多文章进行反驳,但大多只是围绕历史文献资料来证明,未能找出更多早期活字印本的实物证据,一直未能让西方、韩国学者心服口服。

目前,国内学术界公认的最早的中国活字本,已迟至明代弘治三年,即公元1490年,其实物年代比韩国晚,也落后于欧洲数十年。在这种情况下,国内一些网民也开始在网上发帖子,对我国古代活字技术相关记载表示怀疑。

鉴于这种现状,从2004年开始,邹毅踏上了寻找古代活字的探索之路。

从蛛丝马迹鉴别活字信息

一直以来,中国学术界有一套传统的活字鉴别方法,如笔画浓淡不一、字体歪歪扭扭、出现“倒字”和“卧字”等。同时,也有严格的“一票否定”鉴定标准:活字本绝不会出现“笔画交叉”和“断版”现象,只有雕版才可能出现。学术界普遍的结论是,活字印刷技术在古代中国发展缓慢,始终处于“支流”地位,雕版印刷才是“主流”。

其实,古代的活字印刷是雕版印刷之后的一次技术大飞跃,印刷效率更高,成本更低,可是,为什么活字印刷术却没有得到普遍应用?在馆藏古籍中,为何活字本的数量还不到雕版书籍的百分之一?这些谜团一直困扰着众多学者,也让邹毅迷惑。

一次深圳古籍沙龙的聚会上,邹毅将几种自认为是活字版的古书拿给藏友看,却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可。心有不甘的他又在网络上与一些古籍收藏者交流活字鉴定的看法,提出自己的新观点,但是同样没有得到认可。

“我觉得问题很严重,要么我错了,要么大家错了。证明自己错很容易,但要证明大家出错,尤其是证明学术界出错,实在是太难了。”为此,邹毅不断搜求活字本以及活版印刷实物,又到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实地考察馆藏活字本,经过反复观察研究对比,他得出了自己的认识:传统的活字鉴定方法还不完善,容易出现以偏概全的毛病,有些结论甚至有严重的错误。邹毅随之提出了一些观点。

邹毅的观点与某些传统方法是矛盾的,但恰恰由此开启了鉴别活字的新方法。

一开始,邹毅就自己总结的“新方法”,向一些专家学者请教,却并未得到实质性回应。原来,国内对活字本的观察和活版实物的分析还未形成趋势。由此,邹毅下决心要写出一部学术专著,系统地阐述自己的观点。

邹毅开始废寝忘食地收集各类材料。首先是寻求理论依据,他先后从80余种工具书中寻找论点论据;其次是从活字本当中寻觅证据。此外,他还详细观察千辛万苦搜集到的各种活版实物,包括泥活字、铜活字和木活字等字模,反复琢磨古代工匠排印活字版的技术手段。利用节假日,邹毅还多次去国家图书馆等各大图书馆查阅资料,并专门去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南京金陵刻经处、温州东源木活字村等印刷工厂、作坊,实地考察活版印刷与雕版印刷实际操作情况。他还到全国各地古玩市场淘宝,购买了不少古代活字本及活版排版框、拣字盘等一批活版印刷的实物和工具。

通过对丰富的文献理论与大量的活字本及活版实物的具体研究,邹毅终于克服了传统活字鉴定的一些缺憾,找到了各种活字实物依据,发现并总结出了一套全新的鉴定活字方法。

经过6年的研究,邹毅相继发现并总结了活版“同一性”、“界栏槽”、“活印痕”、“木纹边框”、“金属栏线”、“横排不齐”、 “活印线”等七大类鉴定活字新方法。利用这些新方法,他从传世古籍中甄别出数量浩大的活字本,用事实推翻了学术界关于活字印刷史的一些结论。

有学者认为,邹毅发现和总结的这些鉴定方法,较为实用,易于掌握,“活印痕”就是其中之一。

所谓活印痕,是指古代活字本当中留下的各种印刷痕迹。邹毅经过多年观察,从古代印本的墨迹上探索活字的蛛丝马迹。他从活字模和活字版两方面着手,对这些形形色色的墨迹进行仔细分析,分门别类,列举其形状和性质,并一一命名。例如,从活字模所产生的印迹方面,总结出“偏心印痕”和“边缘印痕”等;从活字版所产生的痕迹方面,总结出“夹条印痕”、“顶木印痕”、“外围印痕”等。这些众多的细微痕迹,便是古代工匠排印活字版时所遗留的活版信息。

新方法验证毕昇活字实践

邹毅的学术研究中,最早的重大发现是活字本中的“同一性”。他在其收藏的古书《地藏菩萨本愿经》中发现,此书一批书页的边框和版心墨迹,都出现了相同的残损现象。而在另一批书页中,则有另外一种相同的墨迹。由此他断定,此书系由两副活版交替排印。不久,他在自己的其他藏品中,也发现正文虽不同而边框残损状况相同的书页。经过反复比对,他肯定这几部书都是两套活版交替所印。邹毅便将活版的这种现象称为“活版同一性”,简称为“同一性”。

再后来,他进一步发现,不仅晚清民国的活字本有同一性,连清初康熙年间的活字本《临川吴文正公集》和明代活字本《小字录》也存在着同一性。进而又发现,古代工匠不仅采用两副活版交替排印,甚至采用三副、五副乃至更多副活版进行交替排印,以进一步提高效率。

邹毅对各种活字本的同一性现象进行类比研究后,发现同一性不仅是鉴别活字本的一种新方法,更能证验中国北宋时期毕昇活字印刷的成功实践。

北宋学者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曾这样记载毕昇的印刷细节:“常作二铁板,一板印刷,一已自布字,此印者才毕,则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这段话说明,毕昇用两套活版来交叉刷印,加快了活版印刷的进度。而沈括所描述的两块铁板,指两副铁质活版,工匠们有的排版,有的印刷,分工有序,进行流水作业。虽然各朝各代使用的活版材料发生着变化,作坊使用活版的数量各不一致,但交替排版印刷的原理和方法却是一脉相承。

邹毅认为,活版同一性的发现,充分说明北宋时期沈括所记载的使用两套活版交替排印的方法是准确无误,并证实了中国千年活版印刷术的辉煌历史。同时也用实证捍卫了中国的活字发明权。

期待更多专家学者论证

早在2005年,邹毅的学术研究便得到了中国印刷博物馆原副馆长、北京印刷学院教授魏志刚先生的大力支持和鼓励,并与中国印刷技术协会印刷史研究委员会建立了联系。2006年,邹毅应邀赴京参加“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初步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2009年8月,在北京印刷学院举行的学术研讨会上,作为业余研究者,邹毅享受了特别待遇——破例得到邀请,作了一个小时的学术报告。报告中,邹毅用大量的图片和实物,演示自己总结的一整套活字鉴定新方法,从清代、明代到宋代,有论有据,一步步揭示出中国古代活字印刷的奥秘。新奇的观点,惊人的论断,缜密的论证,不仅博得与会专家学者的热烈掌声,更令学术界受到震动。

在2010年8月的“第七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上,邹毅两次应邀作了学术报告。与会的60余位专家学者,人手一册《证验千年活版印刷术》。邹毅在书中提出,由于传统活字鉴定方法的某些缺陷,致使一些早期活字印本被误判为雕版印本。邹毅在书中初步论证:国家图书馆所藏宋版《文苑英华》和《东莱先生音注唐鉴》,可以判定为宋代活字本。他还进一步提出自己的推测——目前国内各大图书馆博物馆所藏宋元珍籍,有相当一部分亦可能是活字版。有学者认为,如果邹毅的这一推断最终被证实,不仅将彻底改写中国古代活版印刷史,而且有望结束学术界一直以来对印刷发明人的各种争论。

目前,邹毅仍在研究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历史演变,前不久还去福建宁化县,实地考察传统木活字排印家谱。邹毅说,他最大的心愿是希望有关部门尽快组织专家学者论证其研究成果，重现华夏活版印刷术往昔的辉煌，进而全面评估中国古代印刷术对世界文明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本报记者 易运文 本报通讯员 杜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