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北京4月8日电（记者曹元龙）“一带一路”倡议为世界提供了合作共赢发展模式，能够把“中国梦”和“世界梦”联系在一起，共同谋求世界和平的梦想。这是日前参加“现代院论坛2017”专家们的普遍看法。

此次论坛的主题为“‘一带一路’的风险应对”，来自中国、美国、俄罗斯、德国、澳大利亚、埃及、马来西亚、斯里兰卡等国约50名专家学者及官员、前政要，从各自国家和研究领域出发围绕“一带一路”倡议的互利共赢、风险挑战、合作前景等议题进行了坦率深入讨论。

与会专家们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经过三年来的不断推进，取得了新进展，但也遇到一些新问题。面对推进过程中存在的安全、政治等风险，沿线国家应增强政治互信，加强政府间的合作；应开放市场，允许私营部门参与进来；还应促进社会人文交流等。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季志业认为，冷战结束以来的全球化发展速度惊人，但是也出现一些偏向，有些国家认为一定要以某一种理念、某一种模式、某一种制度、某一种方向来框住全球化的发展进程，结果造成部分群体、地区、国家被撇在了全球化边缘，地区之间、群体之间、人群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越来越尖锐。全球化是一个客观进程，必须往前走，但是接下来要有新思路，而“一带一路”具有灵活性，秉承共商共享共建原则，各国可以在合作中共同摸索、共同探讨。季志业表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至今，世界经济仍处于低迷状态，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在这个阶段却迅速发展，世界安全风险越来越大。“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把各国注意力引导到发展经济的轨道上来，摆脱“只能我赢”这一错误理念，以合作共赢的方式共同推进经济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季志业相信，在沿线各国的携手推进下，“一带一路”会克服风险，顺利发展。

“现代院论坛”是由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每年定期主办的大型国际会议，自2010年以来，每届论坛根据形势特点设定不同主题，并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及政府官员参加。

【一带一路·合作共赢】

“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北宋史学家司马光在其巨著《资治通鉴》中，用生动的笔触写尽盛唐时期丝路之上的葱茏。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化，万里丝路这条古时东西方农业文明交融的通道，因现代农业交流而再度繁盛。

走进陕西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的现代农业创新园，高产优质的小麦开始孕穗，无土栽培的各色花卉争奇斗艳，科学滴灌的绿植蔬菜苍翠欲滴。这座汇集了中国“农科城”最新科研成果的园区，如今被“搬”到了千里之外的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拥有了一座“姊妹园”，唱响了一曲中哈现代农业合作的“友谊之歌”。

“中哈现代农业创新园区由中哈企业共同建设，双方开展优良品种、设施农业、节水灌溉、经济林果、农资农机等领域新产品的示范、试验、推广和经营。”杨凌示范区国际合作局副局长马静说。

据介绍，在这座园区内，由中国育种专家研制的冬小麦5号品种走出国门，很快适应了哈萨克斯坦干旱半干旱气候，亩产较当地品种增产82.28％，极具推广价值，受到当地农民和企业的欢迎。马静说，这个月，中方的种植人员将再次赴哈开展春播，从提高品质着手，进一步筛选出适合当地的高产优质品种。

昔日往来丝路的声声驼铃犹在耳畔，如今“一带一路”倡议又为丝路沿线国家间的农业合作赋予了更多现代意味。一批绿色交往的使者，正在循当代丝路而来。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一间实验室内，25岁的玛拉提·木拉提汉双眼紧盯着电子显微镜下的淀粉颗粒，仔细将实验数据记录在手边的笔记本上。作为哈萨克斯坦农产品深加工科学研究院的年轻研究员，他正在中国进行为期一周的进修。

木拉提汉说，这是他和中国同行共同承担的一项关于淀粉研究的学术项目。出于对“一带一路”倡议前景的看好，他计划在进修结束后，到中国完成为期3年的博士学业。

在现代农业交往的“绿色”之旅中，木拉提汉并不孤单。在杨凌示范区，始于2005年的援外培训人气正浓。这项主要面对发展中国家和丝路沿线国家的培训已举办70期，学习内容包括生产环境调控、水土保持与旱作农业、节水灌溉、农业经济管理等。“经过交流学习，许多丝路沿线国家的政府官员、企业家和技术人员，展示出深化同中国农业合作的强烈愿望。”马静说。

“‘一带一路’特别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和中国西北同属干旱半干旱地区，有类似的科技需求，合作领域广泛。”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部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霍学喜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深化，这条古时农业交往的纽带，将会释放出更为广阔的前景，现代农业终将播绿“一带一路”。

（据新华社电 记者刘书云、陈晨）

本报北京12月15日电 记者韩业庭从15日举办的文化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为贯彻落实《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战略规划》所制定的《文化部“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年）》，日前已被推进“一带一路”工作领导小组审议通过，该计划为“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与合作的深入开展绘就了路线图。同时，由文化部部长雒树刚担任组长的文化部“一带一路”工作领导小组成立，将有效统筹全国开展“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与合作。

据文化部外联局局长谢金英介绍，未来文化部将从五个方面推进我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一是健全“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合作机制建设。二是完善“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合作平台。三是打造“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品牌。四是推动“一带一路”文化产业繁荣发展。五是促进“一带一路”文化贸易合作。

坐落在北京市大兴区的中国 印刷博物馆逐渐开始宁静下来，以 “源头古代馆”为重点的印刷史展 览基本准备就绪。三楼展厅中，一 台1298年由中国农学家王祯发明 的“活字转轮排字盘”复制模型被 绒布覆盖着，在它周围的橱窗里， 一件件精美的印刷技术文物展示 着在更久远的岁月里，文明之光是 如何从源头一步步走向灿烂的。5 月21日，展览将正式开馆。这一 天，第七届世界印刷大会将在北京 举行。在新世纪的第一年，印刷术 又回到了故乡──中国。$$ 全世界都知道，印刷术作为中 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在人类文 明史上有着里程碑式的深远意 义。印刷术的发明体现了中华民族 勇于创新的毅力与智慧。中国印刷 博物馆副馆长魏志刚介绍说，印刷 术的发明与不断完善，经历了漫长 艰苦的过程，最先出现的是雕版印 刷。将需要复制的文字、图画，反向 刻于木板上，再于刻好的印版上刷 墨，然后铺上纸张，于纸背给予一 定的压力，印版上的图、文就转印 到纸张上，从而完成一次印刷，这 就是雕版印刷术，是人类历史上最 早的印刷方法。根据历史文献的记 载和留存实物证明，雕版印刷术约 发明于隋末唐初，此时，雕版印刷 书卷已在中国民间流行。公元932 年，五代后唐冯道组织在国子监刻 印儒家经典著作《九经》，这是官方 正式印制儒家典籍的开始。至宋 代，雕版印刷空前兴盛，印书品种、 质量和版本形式都开创了一代新 风，宋版书也成为后世藏书家最为 珍贵之物。也是在北宋时期，毕昇 发明的活字版印刷带来了印刷术 的一次革命。活字的使用使印书周 期大大加快，成本更为低廉。到了 明代后期，徽州休宁人胡正言在南 京首创饾印刷，使中国传统印刷 术进入彩色印刷时代。$$ 中国的四大发明传入西方后， 影响和推动了世界性的文明进步。 在印刷技术方面，由于油墨大量使 用和出现了合金的金属活字，特别 是采用机器方法来印刷，使西方的 印刷技术达到了新的高度。近百年 来，中国印刷界的有识之士开始积 极引进、吸收西方的印刷技术，并有 所创新和发展，逐渐形成了我国的 近代印刷工业。新中国成立以来，我 国印刷水平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1959年，我国首次参加莱比锡国际 图书博览会，《上海博物馆藏画》便 获得了金奖，《梁祝故事说唱集》获 银奖。$$ 魏志刚认为，目前我国的印刷 业整体水平尚有不足，近10万家印 刷企业拥有先进设备的不过千 家左右，印刷从业人员的素质 还不高，但尖子人才的水平不 比国外低，一些优秀的技师和 科研人员将中国的优秀传统 技术和现代工艺结合，印制 出了代表当今最高水平的出 版物。改革开放后，我国于 1985年开始参加四年一届 的世界印刷大会，时为 第三届。即将在北京 举行的第七届世界 印刷大会将有来 自20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代表与 会。人们将从中体 会文明进步的艰 辛与欢乐，由此也 将使我们有信心 迎接一个更加美 好的新世纪。

印刷应该可以算得上是与胶卷、报纸、电视、零售业一起归并为被互联网彻底改变的传统行业。如果我们从古登堡时代的铅活字算起，“铅与火”统治印刷达600余年；而自上世纪70年代激光扫描技术应用到照相排字机上，“光与电”取代“铅与火”大概也就是维持了30年，现在，显然印刷已经全面进入了数字时代。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是印刷史上最伟大的技术革命——中国宋代的一介布衣毕升发明了泥活字或木活字，韩国人发明了铜活字，德国人古登堡最终集大成发明了铅活字。铅活字印刷术经济实用，促进了欧洲出版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欧洲的现代化，风靡全世界。

其实毕升的活字印刷思想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考古学家认为，古代的印章对活字印刷肯定有启示作用，活字就相当于印章。两河流域苏美尔人亦普遍使用印章，印度河流域哈拉帕遗址曾经出土了成千上万的印章。最近在中国安阳的殷墟也发现了几枚印章，表明印章文化在商代时已经存在。在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之前，大约在公元600年前后的隋朝，雕版印刷术开始流行。雕版印刷是在一定厚度的平滑的木板上，粘贴上抄写工整的书稿，薄而近乎透明的稿纸正面和木板相贴，字就成了反体，笔划清晰可辨。雕刻工人用刻刀把版面没有字迹的部分削去，就成了字体凸出的阳文，和字体凹入的碑石阴文截然不同。印刷的时候，在凸起的字体上涂上墨汁，然后把纸覆在它的上面，轻轻拂拭纸背，字迹就留在纸上了。雕版印刷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出版业，现存大量的宋版书都是雕版印刷。但这种办法费时费工费料，日渐不适应大规模的印刷需求，而且大批书版存放不便，发现错误也不容易更正，毕升的发明可谓应运而生。

毕升发明泥活字这一事实在中国的正史并没有记载，仅见于宋朝科学家沈括的《梦溪笔淡》——他用胶泥做成一个个规格一致的毛坯，在一端刻上反体单字，字划突起的高度象铜钱边缘的厚度一样，用火烧硬，成为单个的胶泥活字。为了适应排版的需要，一般常用字都备有几个甚至几十个，以备同一版内重复的时候使用。遇到不常用的冷僻字，可以随制随用。毕升的胶泥活字版印书方法，如果只印两三本，不算省事，如果印成百上千，工作效率就相当可观了，尤其适用于佛经的大量印刷。但是，他的发明好像并未受到当时统治者的重视，也没有在出版界得到推广，只是在民间偶有流传。

由于现存的宋版书几乎均为雕版印刷，因此毕升的泥活字的可行性曾一度遭遇质疑。韩国因为发现了13世纪末用金属活字印的《清凉答顺宗心要法门》——这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金属活字本，便认为自己是活字印刷的鼻祖。但考虑到元朝时中国对韩国的影响，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这仅仅是载体的不同，从技术上讲显然是受到了毕升的影响。

我们都承认，古登堡发明的铅活字真正改变了世界——1463年传入意大利、1479年传入法国、1476年传入英国，到1500年时，就基本传遍了欧洲大大小小的商业中心，印刷从此进入工业化时代。但欧洲多名学者认为欧洲的活字印刷术是来源于中国的。比如1584年西班牙历史学家、传教士冈萨雷斯·德·门多萨在所著《中华大帝国史》中就提出，中国的印刷术，通过两条途径传入德国，一条途径是经俄罗斯传入德国，一条途径是通过阿拉伯商人携带书籍传入德国，古登堡以这些中国书籍，作为他的印刷的蓝本。门多萨的书很快被翻译成法文、英文、意大利文，在欧洲产生很大影响。法国历史学家路易·勒·罗伊、文学家米歇尔·德·蒙田等，都同意门多萨的论点。当然意大利人则将活字印刷传入欧洲的功劳，归功于意大利。意大利的一位印书家帕菲洛卡·斯塔尔迪，见到马可·波罗从中国带回来的活字版书籍，并将之发扬光大。

法国著名汉学家儒莲（1797-1873）是法兰西学院院士，早在1824年就依据满文完成了拉丁文本的《孟子》的翻译，他对中国的古代科技十分着迷，曾把《天工开物》中的蚕桑部分译成法文，并撰写过《中国瓷器的制造及其历史》。当然他也不会忽略中国人对于印刷术的贡献，他把沈括《梦溪笔谈》中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的一段史料，翻译成法文，传播到欧洲。还有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他也认为毕升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

从全球史的角度看，印刷术其实是一项接力发明，不同的国家都在不同的阶段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而智慧的中国人在印刷术发展的重要阶段确实一度领先世界。而活字印刷术之后又发明了油印、打印、影印、激光印刷，中国也一直受惠于这些先进技术。

将于五月十九日在北京展览馆开幕的第十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又添新家族——印刷展览。

届时，中国印刷博物馆将以强大的阵容登陆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之印刷及文化用品展区，用实物、图示、现场解说和示范的形式，向观众展示中国印刷术从活字印刷、丝网印刷、木版印刷到现代印刷新技术的历史发展进程。主办方同时邀请了深圳宝峰、佳信达、鸿兴、雅兴、华新等国内知名印刷企业协同参展，在宣扬中国印刷古代史的同时，充分展示中国印刷现代史的新发展。

印刷家族的登场，抓住了世界书业文明的源头，丰富了北京图书博览会的文化内涵，对弘扬并发展民族文化，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图片来源：《中国印刷通史》，张树栋、庞多益、郑如斯等著

历时五年,深圳业余研究者邹毅终于完成了一部45万字的专著《证验千年活版印刷术》。这也是国内学术界第一本关于活字鉴定方面的专著。

印刷术是中国人引以为傲的四大发明之一。雕版印刷、活版印刷和套版印刷构成了中国独特的印刷术,其中,对人类文明影响最深远的当数活字印刷术。然而,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权之争,一直未停止过。西方学界很多人认为,德国的古登堡为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人;而韩国学者则认为,世界最早的活字印刷品属于韩国。中国学术界力图正本清源,虽然写出了许多文章进行反驳,但都没有找到有力的实物证据,只能从文献上证明活字印刷术最早起源于中国。

《证验千年活版印刷术》最大的成就是以诸多活字本实例,从全新的角度证明北宋沈括《梦溪笔谈》关于活字印刷术的准确记载,验证活字印刷术起源于中国。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印协印刷史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史金波研究员,在评论邹毅的研究成果时用了八个字:“富有新意、振聋发聩”。有学者认为,随着邹毅这本专著的问世,以及其总结的一系列活字鉴定新方法的诞生,笼罩在活字印刷史上的重重迷雾有望得以澄清。

寻找古代活字的探索之路

邹毅是深圳一家媒体的编辑,其主要业余爱好是收藏各种古书,研究古籍版本。古书收藏者都知道,活字本数量稀少,价格高昂。邹毅也非常注重收集活字本。

就在收藏研究活字本的过程中,他了解到,中国的活字印刷史像一团迷雾,并未留下早期的活字实物。2000年来临之前,美国时代生活出版公司曾组织专家小组,评选出过去1000年当中“对人类社会影响最大的100件事”,古登堡活字印刷术赫然排在首位。事实上,中国人毕昇远在公元1048年之前就已经使用活字印刷术,比欧洲早了足足400年,但众多西方学者始终不予认可。其中原因,不仅是出于偏见,缺乏更多学术证据也是重要因素。

中西之争还未定论,韩国的一些学者又提出活字发明权属于韩国。韩国发现了公元1377年的活字印刷品《白云和尚抄录佛祖直指心体要节》,并争取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承认,将其认定为世界上最古老的金属活字本,并随即写入韩国的教科书。

多年来,中国学术界推出了众多文章进行反驳,但大多只是围绕历史文献资料来证明,未能找出更多早期活字印本的实物证据,一直未能让西方、韩国学者心服口服。

目前,国内学术界公认的最早的中国活字本,已迟至明代弘治三年,即公元1490年,其实物年代比韩国晚,也落后于欧洲数十年。在这种情况下,国内一些网民也开始在网上发帖子,对我国古代活字技术相关记载表示怀疑。

鉴于这种现状,从2004年开始,邹毅踏上了寻找古代活字的探索之路。

从蛛丝马迹鉴别活字信息

一直以来,中国学术界有一套传统的活字鉴别方法,如笔画浓淡不一、字体歪歪扭扭、出现“倒字”和“卧字”等。同时,也有严格的“一票否定”鉴定标准:活字本绝不会出现“笔画交叉”和“断版”现象,只有雕版才可能出现。学术界普遍的结论是,活字印刷技术在古代中国发展缓慢,始终处于“支流”地位,雕版印刷才是“主流”。

其实,古代的活字印刷是雕版印刷之后的一次技术大飞跃,印刷效率更高,成本更低,可是,为什么活字印刷术却没有得到普遍应用?在馆藏古籍中,为何活字本的数量还不到雕版书籍的百分之一?这些谜团一直困扰着众多学者,也让邹毅迷惑。

一次深圳古籍沙龙的聚会上,邹毅将几种自认为是活字版的古书拿给藏友看,却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可。心有不甘的他又在网络上与一些古籍收藏者交流活字鉴定的看法,提出自己的新观点,但是同样没有得到认可。

“我觉得问题很严重,要么我错了,要么大家错了。证明自己错很容易,但要证明大家出错,尤其是证明学术界出错,实在是太难了。”为此,邹毅不断搜求活字本以及活版印刷实物,又到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实地考察馆藏活字本,经过反复观察研究对比,他得出了自己的认识:传统的活字鉴定方法还不完善,容易出现以偏概全的毛病,有些结论甚至有严重的错误。邹毅随之提出了一些观点。

邹毅的观点与某些传统方法是矛盾的,但恰恰由此开启了鉴别活字的新方法。

一开始,邹毅就自己总结的“新方法”,向一些专家学者请教,却并未得到实质性回应。原来,国内对活字本的观察和活版实物的分析还未形成趋势。由此,邹毅下决心要写出一部学术专著,系统地阐述自己的观点。

邹毅开始废寝忘食地收集各类材料。首先是寻求理论依据,他先后从80余种工具书中寻找论点论据;其次是从活字本当中寻觅证据。此外,他还详细观察千辛万苦搜集到的各种活版实物,包括泥活字、铜活字和木活字等字模,反复琢磨古代工匠排印活字版的技术手段。利用节假日,邹毅还多次去国家图书馆等各大图书馆查阅资料,并专门去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南京金陵刻经处、温州东源木活字村等印刷工厂、作坊,实地考察活版印刷与雕版印刷实际操作情况。他还到全国各地古玩市场淘宝,购买了不少古代活字本及活版排版框、拣字盘等一批活版印刷的实物和工具。

通过对丰富的文献理论与大量的活字本及活版实物的具体研究,邹毅终于克服了传统活字鉴定的一些缺憾,找到了各种活字实物依据,发现并总结出了一套全新的鉴定活字方法。

经过6年的研究,邹毅相继发现并总结了活版“同一性”、“界栏槽”、“活印痕”、“木纹边框”、“金属栏线”、“横排不齐”、 “活印线”等七大类鉴定活字新方法。利用这些新方法,他从传世古籍中甄别出数量浩大的活字本,用事实推翻了学术界关于活字印刷史的一些结论。

有学者认为,邹毅发现和总结的这些鉴定方法,较为实用,易于掌握,“活印痕”就是其中之一。

所谓活印痕,是指古代活字本当中留下的各种印刷痕迹。邹毅经过多年观察,从古代印本的墨迹上探索活字的蛛丝马迹。他从活字模和活字版两方面着手,对这些形形色色的墨迹进行仔细分析,分门别类,列举其形状和性质,并一一命名。例如,从活字模所产生的印迹方面,总结出“偏心印痕”和“边缘印痕”等;从活字版所产生的痕迹方面,总结出“夹条印痕”、“顶木印痕”、“外围印痕”等。这些众多的细微痕迹,便是古代工匠排印活字版时所遗留的活版信息。

新方法验证毕昇活字实践

邹毅的学术研究中,最早的重大发现是活字本中的“同一性”。他在其收藏的古书《地藏菩萨本愿经》中发现,此书一批书页的边框和版心墨迹,都出现了相同的残损现象。而在另一批书页中,则有另外一种相同的墨迹。由此他断定,此书系由两副活版交替排印。不久,他在自己的其他藏品中,也发现正文虽不同而边框残损状况相同的书页。经过反复比对,他肯定这几部书都是两套活版交替所印。邹毅便将活版的这种现象称为“活版同一性”,简称为“同一性”。

再后来,他进一步发现,不仅晚清民国的活字本有同一性,连清初康熙年间的活字本《临川吴文正公集》和明代活字本《小字录》也存在着同一性。进而又发现,古代工匠不仅采用两副活版交替排印,甚至采用三副、五副乃至更多副活版进行交替排印,以进一步提高效率。

邹毅对各种活字本的同一性现象进行类比研究后,发现同一性不仅是鉴别活字本的一种新方法,更能证验中国北宋时期毕昇活字印刷的成功实践。

北宋学者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曾这样记载毕昇的印刷细节:“常作二铁板,一板印刷,一已自布字,此印者才毕,则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这段话说明,毕昇用两套活版来交叉刷印,加快了活版印刷的进度。而沈括所描述的两块铁板,指两副铁质活版,工匠们有的排版,有的印刷,分工有序,进行流水作业。虽然各朝各代使用的活版材料发生着变化,作坊使用活版的数量各不一致,但交替排版印刷的原理和方法却是一脉相承。

邹毅认为,活版同一性的发现,充分说明北宋时期沈括所记载的使用两套活版交替排印的方法是准确无误,并证实了中国千年活版印刷术的辉煌历史。同时也用实证捍卫了中国的活字发明权。

期待更多专家学者论证

早在2005年,邹毅的学术研究便得到了中国印刷博物馆原副馆长、北京印刷学院教授魏志刚先生的大力支持和鼓励,并与中国印刷技术协会印刷史研究委员会建立了联系。2006年,邹毅应邀赴京参加“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初步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2009年8月,在北京印刷学院举行的学术研讨会上,作为业余研究者,邹毅享受了特别待遇——破例得到邀请,作了一个小时的学术报告。报告中,邹毅用大量的图片和实物,演示自己总结的一整套活字鉴定新方法,从清代、明代到宋代,有论有据,一步步揭示出中国古代活字印刷的奥秘。新奇的观点,惊人的论断,缜密的论证,不仅博得与会专家学者的热烈掌声,更令学术界受到震动。

在2010年8月的“第七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上,邹毅两次应邀作了学术报告。与会的60余位专家学者,人手一册《证验千年活版印刷术》。邹毅在书中提出,由于传统活字鉴定方法的某些缺陷,致使一些早期活字印本被误判为雕版印本。邹毅在书中初步论证:国家图书馆所藏宋版《文苑英华》和《东莱先生音注唐鉴》,可以判定为宋代活字本。他还进一步提出自己的推测——目前国内各大图书馆博物馆所藏宋元珍籍,有相当一部分亦可能是活字版。有学者认为,如果邹毅的这一推断最终被证实,不仅将彻底改写中国古代活版印刷史,而且有望结束学术界一直以来对印刷发明人的各种争论。

目前,邹毅仍在研究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历史演变,前不久还去福建宁化县,实地考察传统木活字排印家谱。邹毅说,他最大的心愿是希望有关部门尽快组织专家学者论证其研究成果，重现华夏活版印刷术往昔的辉煌，进而全面评估中国古代印刷术对世界文明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本报记者 易运文 本报通讯员 杜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