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国时期《佛说长寿命经》

大理国经幢第一层背景刻满梵文经咒

大姚白塔发现的南诏时期梵文塔砖拓片

雕版印刷术实物

当代云南民间以版印方式印制的甲马

张增祺

“云南精神”史谈

核心速读

南诏大理国时期的云南少数民族，在制作当地盛行的模印梵、汉文砖瓦，以及雕刻业火葬墓梵文经咒碑幢的过程中，无意中为我国版印技术的发明奠定了萌发的基础，提供了滋生的土壤。毫不夸饰地说，云南古代民族是我国印刷术起源的奠基者，他们对华夏文明所做的巨大贡献永远值得赞誉和载入史册。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的一大发明，这是世界早已公认的。那么我国的印刷术最早起源于何时、何地，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氛围中产生的？这正是我在本文中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我的基本观点是：中国版印技术肇始于南诏中、晚期至大理国初（即公元8世纪末至10世纪初叶），起源地即今洱海区域，最早形成于当地民间有字砖瓦生产的手工作坊。

有关版印技术起源的争议

南诏大理国时期云南有无印刷业，这是我国史学界和考古学界都很关注的学术问题。因为目前学术界在我国印刷业的起源及其发展历程的研究中，往往要提到唐宋时期云南的印刷业。因此，有关南诏大理国时期云南有无印刷术，唐代剑南西川节度使辖地是否为我国（也是世界上）印刷术最早的起源地，大理国时期的《佛说长寿命经》究竟为版印还是写本经卷等问题，自然就成为学术界争议的主要焦点。学术界有争论是很正常的，尤其印刷术的发明，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之一，有不同看法，甚至长时间的争议而难下结论，这只会对解决悬而未决的学术问题更为有利，而不会使其更加复杂化。在此我先谈对上述问题的初步看法，然后再讨论南诏大理国时期云南有无印刷术，以及它和中国印刷术起源的相关问题。

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大理地区先后发现过几批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出土文物，诸如大理崇圣寺三塔、弘圣寺塔、佛图寺塔、洱源三营火焰山塔及凤仪北汤天董氏宗祠等。其中重要文物有纸本、绢本佛经和各种质地的佛教造像、塔模及法器等。在大量纸本佛经中，我们又特别关注其所用纸张是否为南诏大理国时期云南产的柘皮纸，以及除写本经卷外，有无版印佛经。

经初步查证，已发现的大理纸质佛经中，除部分破损严重无法辨认外，大部分为写本经，只有少量为版印件，其中有大理国时期的，也有部分为元代遗物。元代有纪年的版印件，如凤仪北汤天董氏宗祠发现元仁宗延祐五年的《大华严方广普贤灭罪称赞佛名宝忏经》，其落款题记为“中庆路清凉山报国禅寺沙门自周述”；佛图寺塔出有元惠宗至正四年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其题记为“苍山僧人赵庆刊造”等。也就是说，从现有的出土文物看，目前云南还未发现过南诏时期的版印佛经，也许当时还未出现印刷术，或者已有印刷术，尚未用于佛经刊印。大理地区的印刷业大致形成于大理国时期，至元代中、晚期才逐渐成熟。鉴于上述情况，目前学术界对南诏大理国印刷业的形成时间大致有两种不同看法：一种意见认为，南诏时期云南还未出现版印技术，至大理国晚期或元代由于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云南才形成当地的印刷业；另一种意见认为，目前尚未发现有明确纪年的大理国刻本佛经（元代的倒不少），因此云南印刷业是否形成于大理国晚期，还有待于对已有刻本佛经做进一步研究，并期待用将来的考古新发现证实。比较稳妥的说法，还是将云南出现印刷业的时间定在元代为好。

坦率地说，我不大同意以上两种看法。我认为南诏晚期至大理国初，云南已有自己的印刷业，不过这种印刷技术一直停留在印刷业的早期阶段——版印生产，而不是我国内地宋代以来印刷业成熟阶段的活字印刷。至于有明确纪年的南诏大理国印刷品目前在云南尚未出现，那是因为早期刻本佛经数量较少，或因年代久远多朽坏残缺（有的仅存经轴），现已无法辨认。但是，我们通过残存部分的纸质、字迹、经文布局及版式结构等特征，再用考古学常用的类型比较法，同样可以确定它们的时代和版式（亦即写本或刻本）。而且在目前大家公认的无纪年刻本佛经中，已经能够区分出部分为大理国遗物；或者有纪年的大理国写本佛经中，同样能区分出部分为大理国刻本佛经。

中国版印技术的起源地 ——云南大理地区

我认为南诏晚期至大理国初，云南从大理地区到楚雄、昆明等地已出现版印技术。主要根据有以下几点：

关于唐代民间私印和剑南西川节度使。据《全唐文》卷624载，唐文宗大和九年（南诏丰祐保和十二年，公元835年），唐朝剑南官员冯宿奏禁版印日历云：“准敕，禁断印历日版。剑南两川（按：即唐剑南节度使属下的东、西两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这是冯宿在四川为官时向朝廷上的一道奏疏，而且已得到皇帝的允准。文中所奏禁止剑南两川等地民间私印日历一事，这是目前有关我国印刷术的最早记载。

那么，这一时期，剑南西川节度使的辖区与云南的关系如何呢？唐代初、中期，剑南西川节度使辖区一直包括今云南北部的姚州和嶲州都督府领地。也就是说，今四川西昌地区（此地古名会川或建昌府，直至清末一直属于云南省管辖）以南，至云南的祥云、姚安、大姚、永仁、永胜、宁蒗、华坪等地，均为唐朝剑南西川节度使的直接管辖区，其所属州县官吏亦由唐朝派出，如张虔陀任姚州云南（祥云）都督、郑回为嶲州西泸令等，皆其例。自天宝战争后（唐玄宗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南诏北臣吐蕃，上述地区虽为南诏、吐蕃分别占领，但至南诏异牟寻与唐朝重归于好后（唐德宗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大渡河以南的嶲州、姚州等地虽仍为南诏领地，但当地民间自由往来从未中断过。尤其是贞元十年南诏和唐朝重新和好后，唐剑南西川节度司署专设“云南安抚司”机构，并有唐廷颁发的印信，令其专门管理南诏事务，这样今四川和云南的联系就更为密切了。因此，前述冯宿奏文中所禁民间私印日历的范围，无疑也包括云南北部甚至中部地区。此奏疏中明确指出：“每岁司天台还未奏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可见此版印日历乃民间私印所为，而且流传范围甚广，数量自然也不会太少。因为日历与其他书籍、文稿不同，其销量十分巨大。也正因为印数多，版印技术也并不太复杂，而且利润却相当丰厚，因此民间私印之风特盛，政府才不得不下令禁止。说明唐代后期云南北部及中部地区（因为当地使用的历法与内地相同）不仅有版印日历流传，而且数量也不会太少。这对南诏印刷业的产生与发展不会没有影响。我颇怀疑，当时南诏民间也有私印日历以牟取暴利者，甚至不乏“有乖敬授之道”者。因为在此禁令之前，云南民间已有版印技术的流传。对此，可从下面几个方面进行考证。

南诏的有字砖瓦与版印技术。其实，版印技术在云南南诏后期早已经出现，大理国时期更加盛行。只是我们最初看到的“印刷品”不是印在易朽坏的纸张上，而是印在不易破损的砖瓦表面。考古学上习惯称此类南诏大理国时期特有的砖瓦为“有字瓦”或“有字砖”。此类砖瓦大多出自当时云南的大型建筑物上，如官署、寺庙、宫苑、砖塔等。尤其大理地区出土更多，楚雄、姚安等地次之，滇池区域除昆明、澄江外，其余地方尚未发现。现以有字砖为例，简述它和版印技术起源的密切关系。

1974年夏，云南省博物馆文物队在洱源县三营火焰山发现一座大理国时期的砖塔基址。山顶部到处散落着残砖碎石，塔砖的一面为素面，另一面多模印梵、汉两种文字，梵文无识，汉文右行为“大宝七年岁次乙亥正月十五日”，左行为“大宝皇帝及施主法界有情”（“大宝”为大理国17代王段正兴纪年，大宝七年为公元1155年），在两行汉文间，布满佛教图画和梵文经咒。我们在塔基废墟中捡到几块较完整的有字砖，发现每一块砖面上的梵汉文字和图画内容以及布局形式大都相同，显然是在同一时期、同一砖厂，用同一种（至多不超过两种）木刻印模，在未焙烧前的砖坯上压印而成的。据当地村民说，此塔是1966年“文革”初期被人为拆除的，塔砖上多有文字和图画。他们还说，我们在塔基遗址中捡的那块不完整，完整的大多在三营小学院内作铺地砖用。我们立即赶到三营小学院内一看，整个小学院内铺的全是火焰山塔上的这种有字砖，为了美观，他们将有文字图画的一面全部向上，以致“琳琅满目”、“庭院生辉”。

1975年，大姚县在维修该县南诏建筑晋照寺塔（又名“大姚白塔”）时，在塔顶堆置部分原建造时多余的大型塔砖若干块，与清代同治年间维修该塔时的塔砖完全不同。砖面一侧也有模印的梵、汉两种文字和佛教图画，其中汉文为“无垢净光咒”数字。有字砖发现最多的，是大理城西南的南诏建筑弘圣寺塔（又名“一塔寺”）。塔砖大小规格不一，其上模印的梵、汉两种文字亦有区别。其中汉文有“无垢净光陀罗尼”、“如意宝珠咒”、“四天王增长寿命咒”、“大吉祥天女说增长财物益粮咒”等，其余全部为梵文；也有的砖面无一汉字，整篇都是梵文，四周还有整齐的边框线。

大理地区碑幢上的梵文经咒。南诏大理国时期，由于云南佛教逐步兴盛，火葬墓数量亦随之增多。当时火葬习俗几乎成为云南少数民族的通用葬式，尤其是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均较发达的“白蛮”开始由土葬改为火葬后，在其新建的火葬墓上，自然和原有的土葬砖室墓一样，少不了树碑立传。此碑幢和有字砖相同，均刻有汉文题记和梵文经咒，中间也夹杂有佛教神祇图像，如“南无尊胜大佛母”等。而主持火葬仪式和书写、绘制梵、汉文字及各种神祇图像者，又大都是当时民间以超度死者为业的密教阿叱叻僧人所为。如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一《云南府风俗》云：“僧有二种，居山寺者曰净戒，居家室者曰阿叱叻。”此类阿叱叻僧人一般不脱离生产，也多有妻室儿女。人死后，都得请阿叱叻僧诵经和书写梵、汉文经咒，并主持民间火葬仪式。又如万历《云南通志》卷四《镇南州风俗》载：“人死，则置棺于中堂，请阿叱叻僧遍咒三日，焚于野，取其骨贴以金箔，书（梵文）经咒其上，以瓷瓶盛而瘗之。”这些民间“居家室”的阿叱叻僧人一般都没有多少文化，不仅不懂梵文，连汉文化水平也相当有限，但他们人人都以超度死者和主持火葬仪式为主业，又必须要书写梵、汉文经咒，于是每人都要保存一些不同种类和不同用途、格式的梵、汉经咒的样本（类似近代的农村应用文之类），使用时照抄一份即可，只是将不同死者的姓名等更改一下了事。因为此类应用文样本的需求量很大，于是就有人在这方面打主意，将此文本包括图像和版印日历及有字砖瓦一样，先反刻在木板上（也有的先将写好的正文底稿反贴在木板上，然后再刻制更方便），用此雕版墨印多份文本向阿叱叻僧出售，从中牟利。阿叱叻僧得此文本后，汉文根据不同用途照抄一般不会出错，梵文经咒则照猫画虎、一字不动地抄写在碑幢上，由石工刻制。正确与否也无所谓，反正民间谁也不认识梵文，大模样像就行了。因此，大理地区火葬墓碑、墓幢上缺胳膊少腿的梵文经咒俯拾即是，以致不能通读。正如方国瑜先生说，抗日战争时期，他的一位朋友、美籍捷克人霍华德先生在西南联大任教授，此人精通梵文，据说他看了大理地区喜洲弘圭山等地火葬墓上的梵文碑幢，几乎没有一块是正确的。这也难怪，一些根本不懂梵文，又要书写梵文用以超度死人为业的民间阿叱叻僧，他们都是按照版印文本勾摹的梵文经咒，不出差错才怪呢！

《佛说长寿命经》是版印还是写本。大理国时期《佛说长寿命经》是否为版印佛经及其相关问题，也能证实大理国肯定已有版印技术的存在。《佛说长寿命经》是1956年大理凤仪镇北汤天董氏宗祠中发现的大理国经卷之一，现存云南省博物馆。张秀民先生将此经卷定为大理国时期的木刻版印本（参见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李晓岑先生认为是“误定，该经卷应为写经”（参见李晓岑：《白族的科学与文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但文中既未说明“误定”的原因，也不曾说“应为写经”的根据是什么。我的看法是，《佛说长寿命经》为大理国时期的版印经卷，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佛说长寿命经》（以下简称《长寿经》）的文字风格及其结构。细观《长寿经》的文字，很明显是由前后截然不同的两部分组成。前半部分为《长寿经》原文，后半部分为敬奉佛经者书写的发愿文。因为发愿文的篇幅较短，但内容及书写格式却很重要。故将其全文照录于后（文中的标点为引者所加）：

“谨具奉佛：祈祥弟子董圆通鼎、助道春姐资为幼男延寿、郁女妙清、堂亲董金刚梁、私下奴成及牛马六畜等。伏愿紫云荫下，四百四病而不侵；智炬光中，三毒三灾而除净。祛疾病于他方，求禄命以延长。追为慈妣亡人王氏金鸣贵、故姐董氏药师羌等魂神往净邦，识归乐土，情与无情，共成佛道。”

如果我们再详细观察《长寿经》的纸张结构、文字风格及布局格式等特征，同样表现出前后两种完全不同的情况：前半部分佛经原文用细密的淡黄蜡纸，文字规整，笔画均匀，刚劲有力，无错讹涂改，行距笔直，满行无一例外地均为17字，上下端皆有整齐的边框线；后半部分发愿文则为粗疏的灰白棉纸，书写随意，笔画不匀。且墨书中夹有朱文，行距不端正，满行字不等，文字上下端无边框线。很显然，《长寿经》的前后两部分并非同一时间、同一笔者书写而成，而且两者之间的粘接痕迹也清晰可见。鉴于上述现象，我的初步判断是：《长寿经》的前半部分经文为刻本版印而成，后半部分的发愿文则为手写体。之所以出现上述情况，我的看法是，因佛教为大理国时期的国教，信仰者及礼佛、奉佛者甚多，上自国王下到一般平民大抵皆如此。因为社会上佛事活动频繁，对佛经的需求量也大，然而奉佛和发愿者不可能人人都有条件为佛祖“敬刊”和“敬造”一卷或一册佛经，于是善男信女们只能从市场上购买一卷现成的版印佛经（根据不同用途购买不同类型的佛经），然后在卷尾另粘接一纸书写发愿文，既省事、又省钱，同样能体现向佛祖“敬刊”或“敬奉”佛经的许愿，达到“祛疾病于他方，求禄命以延长”的目的，而且各个方面也都能说得过去。

大理国时期写本佛经和刻本佛经的明显差异。大理国写本和版印佛经是有明显区别的，一般不容易混淆。如凤仪镇北汤天董氏宗祠发现的写本佛经《通用启请仪轨》一卷，其卷尾题记为：“爰有佛弟子持明沙门释照明俗讳杨义隆，为幼男杨隆俊为己人为敬写诸佛、菩萨、金刚等启请业一百张一卷……时保天八年岁御丙辰九月十五日谨记。”并钤有“大理国印”，现藏云南省图书馆【按：“保天”为大理国16代王段正严（亦名段和誉）纪年，八年当宋高宗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又如20世纪40年代，吴乾就先生在大理下关发现一卷赵泰升于大理国时期写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尾题记为“大理国灌顶大阿左梨赵泰升敬造大般若经一部……时天开十九年癸未岁中秋望日大师段清奇识”，背面钤有“皇帝圣德丰载玄珠”及“灌顶阿左梨释智生为法界有情等敬造”印，现藏云南省博物馆【按：“天开”为大理国19代王段智祥纪年，十九年当宋宁宗嘉定十六年（公元1223年）】。通过大理国时期《通用启请仪轨》及《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两部写本经卷，与版印《佛说长寿命经》的对比研究，两者之间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写本佛经的行距不规整，满行字数不固定，字体字形不规范，行书、草书、楷书混用，笔画粗细不均匀，尤其是多处错漏字处有填补、涂改、朱笔旁批及圈点符号较多，大大影响了佛经表面的整洁与美观。这些同一时期写本佛经的特点，在大理国时期的《佛说长寿命经》及《大方广佛华严经》等刻本经卷中是根本不存在的。

大理国与元代刻本佛经的比较。大理国时期，云南已有数量较多的版印佛经发现，这从凤仪北汤天董氏宗祠和大理佛图寺塔出土的佛经中已得到证实。如佛图寺塔出土的一卷《大方广佛华严经》，纸本，卷轴装，楷书，上下端均有边框线。长630厘米，宽30厘米。现存大理市博物馆。此卷佛经行距端直、均匀，满行17字（与前述《佛说长寿命经》同），字迹清晰，字体统一，无一涂改，更无错漏填补及旁批圈点。因系残卷，故未见纪年题记。但从其版式、字迹、纸张及行文等特征看，无疑是大理国时期的刻本佛经。又如与大理国刻本佛经同出于佛图寺塔的一册元代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同名《大方广佛华严经》的刻本佛经，纸本，经折装，楷书，上下端均有边框线。每开宽10厘米，高30厘米，现存大理市博物馆。卷首有绵纸装裱的“童子拜观音图”，前五开绘“南无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会图”，卷尾题记为“苍山僧人赵庆刊造”。经文每开6行，满行17字，行距均匀、端直，字迹整洁、清晰。说明元代云南版印技术虽较大理国时期又有所提高（如图文并茂等），但从其纸质、版式、字迹、满行字数及版面清洁度看，仍然是一脉相承的。

云南版印技术的发展历程及特征

我们在探讨云南古代版印技术的起源、演变、成熟的发展历程中，以及云南古代民族对华夏文明所做的巨大贡献研究中，的确是有过许多深刻感受的，概括起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点：

——南诏大理国时期，云南少数民族在制作当地盛行的模印梵、汉文砖瓦，以及雕刻业火葬墓梵文经咒碑幢的过程中，无意中为我国版印技术的发明奠定了萌发的基础，提供了滋生的土壤。毫不夸饰地说，云南古代民族是我国印刷术起源的奠基者，他们对华夏文明所做的巨大贡献是永远值得赞誉和载入史册的。

——前述《全唐文》载唐文宗太和九年冯宿奏禁剑南两川民间日历一事，很可能是唐剑南西川节度使所管辖的巂州及姚州等地少数民族所为。也就是唐德宗贞元十年唐蒙关系重归于好后，剑南西川节度使署新设的“云南安抚使”领地。因版印技术在当地民间流行已久，官方在少数民族地区又不便采取过激的、带有强制性的禁令。因此，我颇怀疑嶲州和姚州所属州县的百姓不仅是私印日历、从中牟利的积极参与者，也是这一违法活动的“乖敬授之道”者。因为在此禁令下达之前的近百年间，他们早已熟练地掌握了刻字模（甚至反刻字模）及版印等技术，只是当时的印刷品不是日历，而是建筑材料砖瓦上的梵、汉文字。

——云南古代的版印业，大致形成于南诏晚期（最早不超过中期）至大理国初期，至大理国中期已相当盛兴。在此之前，当地虽有版印术，但大都模印在有字砖瓦的泥坯上。印模都是木制的，根据字数的多少，印模的大小亦有区别。大多数印模为反刻正印，印文看起来很顺眼；也有少量为正刻反印，印出的文字很别扭，有损美观。从南诏至大理国初，由于云南佛教逐渐盛兴，许多佛塔与寺庙建筑上均需大量印有梵、汉文字及佛教图画的有字砖瓦；加之当时民间火葬流行，许多火葬墓上的碑幢亦多梵、汉文经咒及佛教造像。因主持建造者及工匠们不懂梵文，于是在当时市场上便出现许多梵文样本的纸质印刷品（类似元明时期彝族毕摩版印的“甲马”之类），以便阿叱叻僧及工匠参照使用。后来随着版印技术的不断提高，云南民间也开始整卷、整册地版印佛经。同样随着版印技术的不断成熟，写本经卷则逐渐减少，至元明以来更难见到。有清一代，写本经卷在民间已基本上绝迹了。

——在大理佛图寺塔和风仪北汤天董氏宗祠发现的大理佛经中，既有大理国时期版印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也有元代中、晚期版印的同名佛经。因时代相距较远，两者的版印风格自然会有一定差异（但上下端均有边框线，满行均为17字等基本格式仍然相同）。有的研究者往往利用这些非本质的差异，即以元代的版印佛经，用来否定大理国版印经卷的存在，这显然是不太恰当的。正如我们不能用20世纪80年代产的解放牌汽车，否定50年初解放牌汽车的存在一样。更何况，大理国中期至元代晚期已有200余年的历史了，版印技术的风格、款式还能一样吗？ （作者单位：云南省博物馆）

南宋绍熙年间（公元1190—1194年）四川眉山程舍人宅刻本《东都事略》，目录后有“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版”牌记二行，这是世界上最早最完整的版权记录。

唐中和二年（公元882年）成都府樊赏家刻本历书残页，现藏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

印刷起源

赵志立教授撰文指出，雕版印刷术的发源地很可能就在成都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活字印刷术，可以说是妇孺皆知。而先于活字印刷的雕版印刷，最早也在中国出现。不过，雕版印刷术到底发源于我国哪里？恐怕许多人都不太清楚。

日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院教授赵志立撰文指出，雕版印刷术的发源地很可能就在成都，并且在古代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成都都是全国印刷业的中心。他还提议，成都应当尽快打造出“西川印子一条街”。

最新观点

成都是雕版印刷发源地

在一篇名为《西川印子——走向世界的巴蜀文明》的文章中，赵志立教授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和搜集到的证据。

赵志立说，首先，许多古代的文献，都有记载成都是雕版印刷术的发源地。例如南宋朱翌所著的《猗觉寮杂记》中提到：“雕印文字，唐以前无之，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墨板即为雕版，唐以前没有，唐末才开始在成都出现。又如《宋·国史志》中也提到：“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术数、字书、小学。”

除这些古代文献，赵志立文中提到，目前现存的最早的雕版印刷品，经查证也都是在成都印制。例如1944年在成都望江公园附近出土的一幅茧纸刻印的《陀罗尼经咒》，上面印有“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刻印”的字样，是目前国内现存的最早的雕版印刷品。而现藏于英国大英博物馆、出土于敦煌的《金刚经》，是目前世界上有明确刊印日期的最早的印刷品。其中也有多处注明“西川过家真印本”或“西川印本”，说明其是地道的“蜀刻本”。

“就现有的发现来看，无论是文献还是考古出土，都能证明成都就是雕版印刷的发源地。”赵志立说。

各方声音

现有文献难以确定发源地

华西都市报记者查询后得知，雕版印刷发源地的问题，无论是学界还是民间，似乎都还有所争议。就赵志立教授抛出的观点，记者采访了国内多名专家。各方一致观点认为：此事尚待考证。

扬州雕版印刷博物馆：

“成都

也有这个可能”

目前在国内唯一对外宣称为雕版印刷发源地的只有扬州，并且还建成了国内唯一的雕版印刷博物馆。据扬州中国雕版印刷博物馆研究室负责人谈长峰说，扬州不能说的雕版印刷的唯一发源地，但肯定是之一。目前扬州是国内唯一保存着雕版印刷的全套工艺的地方，保存着近30万块雕版版片，“成都？也有这个可能。”谈长峰说。

武汉大学教授曹之：成都也可称发源地之一

曹之教授著有《中国古籍版本学》、《中国印刷术的起源》等书，曾深入研究过雕版印刷术的起源问题。

曹之说，关于国内雕版印刷的起源地众说纷纭，但是目前还没有任何考古发现来加以佐证。扬州、杭州都有提及，成都也可以称作是中国雕版印刷术的发祥地之一。成都的雕版印刷兴起，主要从唐朝中后期，唐玄宗、唐僖宗前往四川避难时开始。现有的文献证据已被引用过多次，但都无法作为有效的证据使用，是不可靠的。

四川大学教授舒大刚：需要更多出土发现印证

舒大刚是川大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也曾对雕版印刷起源有过研究。

舒教授认为，首先应当界定一下雕版印刷的范围。如果说是成熟形态的雕版印刷，古代成都应该说是非常成熟的，但是因为古代交通通讯的局限，同是雕版印刷，在同一时间前后国内其它地方也都出现了，例如杭州、扬州等地。就发源地的问题，目前文献记载还不够，还需要更多的出土发现来印证。

最新建议

成都建雕版印刷博物馆打造“西川印子一条街”

对于各方的回应，赵教授也发表了他的看法，“我认为这件事情重要的并不是学术意义，而在于现实意义。”赵志立说，宋末元初，由于连年战乱，成都乃至整个四川地区的雕版印刷业衰落下去，直至今日也都没能重现当年的辉煌。“西川印子”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如果就此湮没下去，对于巴蜀文化来说绝对是一个损失。

据赵志立说，他已经向相关政府部门提出建议，希望能在成都也建一座雕版印刷博物馆，并且打造出一条“西川印子一条街”，将曾经辉煌一时的巴蜀雕版印刷文化传承下去。华西都市报记者付真卿

延伸阅读

宋代达到顶峰成都曾是世界印刷中心

赵志立说，成都不仅是雕版印刷发源地，并且在宋代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印刷出版中心，史书上有“宋时蜀刻甲天下”的美誉。“西川印子”，是当时对巴蜀印刷出版物的统称。

据赵志立考证，在宋代，巴蜀地区至少有4次由官方组织的大规模印刷出版活动。其中最重大的一次是在北宋开宝4年（公元971年），宋太祖令高品张从信到成都监制《大藏经》。印刷共用雕版13万块之多，历时12年才雕印完毕，是世界上刻印的第一部佛经总集。

此外，由于宋代时成都和杭州的刻书技术最为发达，当时朝廷国子监的书籍，绝大部分也都是在这两地镌刻。

近日，傍晚。宁化县城西一处僻静的房间里，邱志强和巫松根在忙着手上的刻字活。备用的木活字，一个个排在木盘里，每行用竹片隔开，井然有序。橱柜中摆放的《兰亭集序》木活字工艺品，引人注目。夕阳从窗口探进，为这间冷清的临时作坊平添了些许阳光。

邱志强是巫松根的师傅，他俩是目前宁化县仅有的仍在从事木活字印刷的匠人。

34岁的邱志强，随父学习木活字技艺已有19个年头，传到他是第四代。现用的“文林堂”堂号，有100多年历史，家里存有木活字近10万枚。

“父亲曾带过20多个徒弟，我也带过5个徒弟，绝大多数没能坚持下来。由于缺少生意，徒弟们纷纷转行，传了四代的木活字印刷技艺很可能在我手上失传。”邱志强感伤之情溢于言表。

“谱活”渐衰落

“宁化木活字之所以得到传承，基本上是依赖修订姓氏族谱。”邱志强说，“宁化编印族谱最近一次鼎盛时期是1988年至1995年，包括宁化周边的清流、明溪、长汀等地也有人到处请艺匠为自己的姓氏修族谱。”

他的父亲邱炉明赶上这段好时光。改革开放后，宁化各姓氏修谱如雨后春笋，邱炉明带了20多个徒弟分三路出击，在宁化的曹坊、治平及周边的长汀、连城一带从事“谱活”，赚了一些钱。

“不过，至1996年，宁化大规模的族谱修订已完成。由于每次修族谱的时间跨度基本上是在三四十年。所以，1996年至今，木活字印刷在当地基本没什么手艺活可做了。”邱志强说。

按修族谱跨越的年份推算，至少要2020年以后才会出现下一个修订族谱的繁荣期。木活字印刷这一手工技艺在宁化已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环境，逐渐走向衰落，面临失传的危机。

笔者在采访中得知，像邱志强这样的“谱师”目前在宁化仅有4人，年纪最大的已60多岁。除了“文林堂”的邱志强师徒俩在苦苦支撑着这延续700多年的绝活，其他堂号的匠人虽技艺在身，却已不从事该活。

开拓新市场

没有族谱修了，怎么办？邱志强苦苦思索着。

2010年农历三月十九，邱志强在宁化的曹坊乡双石村开印夏氏族谱，历时11个月20天，10箱110本夏氏族谱修订并印刷完成。“这是我目前最后一单谱事，至今还没接到一宗谱活。我这手艺是祖上传下来的，不能让家藏的10万多枚木活字成为废品啊。”于是，不顾父亲及妻子等家人的反对，邱志强毅然贷款5万元寻找新出路。

如今，他选择的是两个路径：一是寺庙庵堂要念经，木活字印刷的经本耐用，看看有没有市场；二是制作木活字工艺品及木活字印刷品，试着开发这一市场。他说：“虽然心中无数，但权且作为一种尝试吧。”

去年10月至今，邱志强在县文化部门的支持下，先后参加了第四届海峡两岸(厦门)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第七届中国(莆田)海峡工艺品博览会、海峡两岸林业博览会等会展，所展出的《兰亭集序》、《滕王阁序》等木活字工艺品及印刷品有着浓郁的客家特色，展出后引起不少关注。

他说，去年花了近半年刻制的《滕王阁序》木活字工艺品，今年3月被厦门一个老板以2.3万元价格买走。“这是我卖的第一件木活字工艺品，说明还有一点市场，也坚定了我的信心。我还年轻，能再干上几十年，我要培养我的孩子接班，要让‘文林堂’延续下去。”

政府须助力

2010年，“中国木活字印刷术”被列入联合国机构“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年，三明市政府公布第三批13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宁化木活字印刷术名列其中。这些给这项古老的技艺似乎带来一缕曙光。

令人担忧的是，虽然宁化木活字眼下有转向工艺品制作的趋向，但量小且市场空间小，难成气候。况且，木活字印刷不仅是个技术活，也很枯燥累人，加之现代的年轻人难以潜心钻研这一传统技艺，缺少实际利益，很难维持下去。因此，后继乏人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世人都知印刷术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无论哪个国家的印刷历史也没有中国这么悠久。而宁化的木活字印刷不仅有文字记载，最大的优势在于至今还有传承人在从事这项工作。

专家建议，为了让古老的木活字印刷技艺不失传，县委、县政府及文化部门可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保护和传承，诸如：建立木活字及印刷术展示馆、选拔木活字印刷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鼓励传承人学徒授艺，举办木活字印刷技艺学习班；编辑出版《宁化木活字印刷》介绍传统技艺，并用木活字印刷技艺出版一批古籍等等，深入挖掘木活字及印刷文化的内涵，以提升宁化文化的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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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字印刷术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它开始于隋朝的雕版印刷，经北宋毕昇发展、完善，产生了泥活字印刷。之后，元代初期农学家王祯于大德二年(1298年)创制木活字。“木活字”是用山梨木、荷树等雕成单字，因取材较方便，成本不高，制造起来又较简单迅速，所以成为中国活字印刷史上常用的一种活字，堪称世界印刷术的活化石。

宁化木活字印刷术之所以能留存至今，与当地极盛的宗族观念有很大的关系。目前，宁化保存的《谢氏家谱》、《蓝氏乾隆谱》等印有“翠华院甸臣梓”的字样，这些族谱，大多用木活字印刷而成。巨大的族谱需求，无疑给木活字印刷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因而专门出现制作家谱的“谱师”。这些“谱师”，每当秋收后，就挑着字担，到周边乡镇做谱。

《百寿图》、《百福图》、《千字文》等一幅幅篆字纸刻作品悬挂在通榆县安秀侠的工作室内。安秀侠说：“这种纸刻作品叫‘心雕龙纹’，雕刻技法非常细腻。”她希望能用作品更好地宣传家乡。

从小就热爱剪纸

“剪纸手艺完全是家族自然传承，我的姑姑和奶奶都擅长剪窗花、刺绣等。”2月28日，安秀侠向东亚记者讲述了她的剪纸故事。从小，心灵手巧的安秀侠就对剪纸有着特别的爱好，经常向姑姑学习剪纸技巧。安秀侠介绍，后来，她师承通榆县剪纸名家李锐士，剪刻手法和内容都得到进一步提高和丰富。

纸刻作品取名“心雕龙纹”

安秀侠介绍，李锐士老师对篆字书法有一定研究，在李老师指导下，她把篆字与图画结合，创作出纸刻作品，取名叫“心雕龙纹”。在其工作室的墙面上，挂着《百寿图》、《百福图》、《千字文》等纸刻作品，与普通的书法作品相比，这些作品立体感更强，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纸刻所用的最初底版可以反复拓印，纸刻过程也就是把手写体变成印刷体的过程，也类似于古代的‘印刷术’。”安秀侠介绍，纸刻所使用的工具就是普通的刻刀，为了完成作品的镂空图形，她还用针头做了一把特殊的刻刀。

很多作品要20多天才能完成

安秀侠说，每一幅作品的诞生都需要下一番功夫。首先要把李锐士老师所写的毛笔篆字用刻刀加以修整，刻字不同于做画，刻坏一处就变成了错字，那样，整幅作品就要重来。

“创作纸刻作品时，讲究的是细致，而不是速度，怎么用刻刀把毛笔字的一笔一画、一撇一捺韵味表现出来，才是最重要的。”在她的纸刻作品中，《百寿图》、《百福图》等都需要20多天才能完成一幅。

创作更多系列作品宣传家乡

目前，39岁的安秀侠是中国工艺美术家协会会员、通榆县民间文艺家协会秘书长。在2009年，安秀侠的纸刻手艺被收入白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时她也是该项目的第三代传承人。

谈及以后发展，安秀侠说，她还会将纸刻作品拓展，创作更多的系列作品，更好地宣传家乡、宣传向海。

东亚驻白城记者刘秀波文/摄

微博：sohuliuxb.t.sohu.com

城市晚报白城讯南朝周兴嗣奉皇命从王羲之书法中选取1000个字，编纂成文，是为《千字文》。如今，这篇旷世奇文在通榆“才女”安秀侠的手中有了新的表现形式。

耳目一新>>

纸刻作品立体感更强

首先在头脑中构思内容，用画笔勾勒出轮廓，然后再用刻刀细细雕琢，一张纸就变成了一块“底版”，上面的内容可以是图画，也可以是文字，最后经过拓印、装裱等工序，一幅纸刻作品就完成了……

通榆的安秀侠把这种独特的工艺用到了《千字文》、《百寿图》、《百福图》等传统文化作品上，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在安秀侠的工作室里，记者看到一幅刚刚完成的《百寿图》，一百个“寿”字造型各异，较普通书法作品立体感更强。

“纸刻脱胎于古老的剪纸艺术，所不同的是，纸刻出来的‘底版’可以反复拓印，就像一台比较原始的印刷机器，这个过程也类似于古代的‘印刷术’，今天用到它，别有一番趣味。”安秀侠告诉记者，纸刻通常使用普通的裁纸刀就可以，但为了更好地完成作品，她还自制了很多不同形状的刻刀，有的还是用锯条打磨而成的。

雕刻细致>>

一笔一画显功底

“一张薄纸，一把刻刀，但见刀在纸上飞，纸在刀下行……”有人这样形容安秀侠的纸刻技术。实际上，每一幅纸刻作品的诞生过程讲究的并不是速度，而是细致，力道都在一笔一画、一撇一捺的细微之处。由此看来，“纸上飞刀”着重体现的是安秀侠的雕刻技法。

安秀侠把她的绝妙刀功归于“剪纸世家”的自然传承。她的母亲尤其擅长剪纸技艺。“我妈妈剪纸不用打底稿，手握一把剪刀、一张薄纸，一幅好看的剪纸作品就出来了，这叫‘盲剪’。”安秀侠说，母亲的才气都遗传给了她，她从小就喜欢，而且一学就会。

长大后，安秀侠师承通榆县剪纸名家李锐士，剪刻手法和内容得到进一步丰富，她先后创作了“向海风光、心雕龙纹、民俗窗花”等系列代表作。

39岁的安秀侠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家协会会员、通榆县民间文艺家协会秘书长。2011年，通榆县重点文化产业项目在墨宝园落成，在开园仪式上，安秀侠向域外来宾捐赠了自己的上百件作品。“通榆正在着力打造文化名城，这里的民间手工艺传承项目也特别多。”安秀侠说，她特别希望自己的纸刻作品能成为家乡文化产业的一张新名片。

（记者 谭志斌/报道）

11月22日，邱志强在往木活字印刷版上刷墨汁准备印刷。

福建宁化从明代开始使用木活字印刷，至今保存有新旧木活字近四十余万枚，主要用于印刷家谱、经书等。现在宁化县拥有这项技艺的“谱师”仅有4人，年纪最大的已有60多岁，年龄最小的传承人邱志强也有34岁。

邱志强说，由于印刷族谱生意少，他带的徒弟纷纷转行，已延续了数百年的“绝活”面临失传。目前他想把它开发成工艺品，希望能把这项技艺传承下去。新华社发

“你们知道活字印刷术吗？”

“知道，它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

“发明者是毕昇。”

“还有吗？”

……

小记者们静默了。他们此前不知道，在自己的家乡，就有一位木活字印刷术的传承人———王一均。

上周四，10名金华晚报小记者来到义乌市佛堂镇光明村王一均家中，在了解这门古老技艺的同时还自己动手操作了一番。

古老———代代相传的木活字

王一均爷爷住在光明村一幢古朴的老房子里。一进大门，大家就看到一溜木盘子，从门口一直排到屋子的最里面。这木盘子里都塞满了一个个可以拆卸的木字。

“哇，这就是木活字！”小记者们呼啦一下围过去看。在王一均爷爷的讲解下，大家知道了活字印刷术的来历，明白了这些字为什么叫“活字”———因为这里的每个字都是独立的，可以自由地进行排列组合。

一个小记者好奇地问王一均：“爷爷，这些字都是你刻的吗？”“这些字是代代相传的，传到我手上，已经是第五代了。”原来，这里的很多字，是他爷爷的爷爷刻的。后辈根据需要，也会临时刻字，补充进去。小记者们兴奋地对着这些“古董”拍照，有的还拿起一个木活字，翻来覆去研究一番。

要在这么一块小小的木头上刻字，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王一均的儿子王进说，他跟父亲学了好几年，刻字的水平跟父亲比起来还是有差距。“他刻的字有神，而我刻的字死板。”听到这里，小记者们对王一均爷爷更加佩服。

“你们知道这些字都是用什么木头刻的吗？”王一均的问题，显然难倒了在场的小记者。幸好，他马上公布了答案：“是用梨木刻的。因为梨木坚硬，不会变形，不会吸水，而且不容易蛀。枣木也可以用，但没有梨木好。”

神奇———这些印刷品竟然不怕水

虽然在印刷史上，活字印刷术是一项里程碑式的技术。但在工业化发达的今天，它的使用范围越来越窄，几乎要淡出人们的视野。不过，有赖于中国传统的谱牒文化，以及民间寻根问祖的宗族情结，木活字印刷术得以传承至今。

近些年，省内外都有人慕名而来请王一均用木活字印刷家谱。在现场，我们还看到了他于2000年印制的自家家谱———《凤林王氏宗谱》。近年来，随着这个“非遗”项目日益受到重视，王一均还受当地有关部门的委托，印制了《骆宾王文集》、《傅大士集》等。

王一均告诉小记者：“木活字印刷，用的是宣纸，保存时间长。很多古籍都是这么印出来的，流传到现在仍然完好。”他还提到木活字印刷品的一个优点，那就是遇水不会坏。一个小实验证实了这一点。

王一均打来一盆水，把自己先前用木活字印刷的《傅大士集》中的一页放进去，等到整张纸都浸湿后再捞出来，小心地摊开。小记者们惊奇地发现，纸张和字都没有糊。

“你们都看过《西游记》吧？”王一均说，里面那些经书也是用木活字印刷的，所以掉到河里之后，唐僧师徒把它们捞上来晒一晒就好了。

开心———把自己印的作品带回家

“爷爷，你家到底有多少个木活字？”对小记者的这个问题，王一均也回答不上来。他说，没有确切的数据，估计有好几万个字，平时印刷用到的字一般都有。有小记者问：“这么多字，排版的时候要怎么找呢？”“就像你们查字典一样，捡字是有方法的。”王一均说，按照老祖宗传下来的口诀，就能快速找到所需的字。

当天，王一均根据《三字经》的内容找字模再按古籍的版式排好，现场演示了印刷的过程。小记者们都好奇地睁大了眼睛，仔细观看王一均的每一个动作。只见他先用墨帚蘸取适量的墨汁，均匀地刷在排好版的字模上，然后铺上宣纸，用盖帚刷，使每一个字都均匀着墨，再轻轻将宣纸掀起，就大功告成了。看着王一均爷爷娴熟的操作手法，小记者们也忍不住想亲自试一试。王一均乐呵呵地说：“别急，一个一个来。”

义乌黎明小学三（3）班的小记者刘玄第一个上场。“力度要掌握好”，“要注意天到、地到（指上下底线都要着墨）”……在王一均手把手的教导下，刘玄拿到了自己亲手印刷的一页《三字经》。他说：“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木活字印刷术，刚才印刷的时候，我非常激动，心像兔子一样跳个不停。我要把这个作品带回家好好保存起来。”

接下来，其他小记者轮流上场。作为新手，大家可谓状况百出：有的小记者刷了太多墨，印出来的字糊了；有的小记者不小心移动了宣纸，印出来的字重影了；有的小记者没有控制好力度，把宣纸刷破了……尽管如此，大家还是很兴奋，因为这是一次难得的体验。

小记者留言板

刘雪倩：原来木活字印刷这么复杂，今天真是大开眼界。

陈俊超：通过这次采访，我了解了活字印刷术的历史，还自己动手印刷了一件作品。木活字印刷，看起来容易，其实做起来很难。

陈圣平：王爷爷将古老的活字印刷术发扬光大，我很高兴能认识王爷爷。

王云飞：我用盖帚刷的时候，不小心弄破了宣纸，失望极了，但我没有放弃，在王爷爷的指导下重新试了一次，终于成功了。我感到非常自豪。

本报记者姚艳霞文/摄

本报讯（记者 庄颖昶）近日，我市木活字印刷术省级非遗传承人王钏巧带着“竹梅双喜”活动字画印版等多个木活字印刷术作品，赴北京参加中国“非遗”生产性保护成果展。

据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成果大展由文化部等16个相关部委共同举办。此次大展以41个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为主，从全国精心选取了188项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方面取得显著成效的传统技艺、传统美术、传统医药类项目参加展览，邀请了近170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现场展示精湛技艺，展出珍贵实物近2000件。

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是指在具有生产性质的实践过程中，以保持“非遗”的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为核心，借助生产、流通、销售等手段，将“非遗”及其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保护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