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印刷术，不论是雕版印刷术，还是活字印刷术，都是一项伟大的发明。关于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沈括《梦溪笔谈》有详实记载，早有定论。唯雕版印刷术究竟发明于何期，至今还没有准确结论。

从古至今，中外参与这个问题讨论的学者，不下数十人。自清光绪敦煌出现唐懿宗咸通九年（公元868年）王玠雕印的《金刚经》后，一些近现代学者便以此为例，推断雕版印刷术发明在唐代中晚期。把已经相当成熟的雕版印刷技术视为刚刚发生；把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与应用于成套的完整印书混为一谈。等于说雕版印刷没有发展过程，而突然出现了唐印本《金刚经》这样雕印技术造诣很高的印刷品。这件《金刚经》是一部首尾完整的卷子，用七张纸粘连而成，全长十六尺。如果不是在此以前雕版印刷术就已发明，并有相当长的发展过程，怎么可能突然就出现如此娴熟的雕印技术呢？因此，唐印本《金刚经》不是雕版印刷术发明的证据，而是这种技术已相当成熟的象征。我个人认为，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和将这种技术应用于印刷书籍，是这一技术发展过程中既有联系而又不完全相同的两个不同阶段。

我个人赞同“东汉发明说”。即雕版印刷术在我国东汉时期（公元二世纪后半叶）已产生。明确提出这种说法的是清朝人郑机。他在《师竹斋读书随笔汇编》卷十二中，驳斥雕版印刷术五代发明说，提出“汉刊章捕俭等。《集览》‘刊章，印行之文，如今板榜’。是印板不始于五代”。《后汉书·党锢传》载：“灵帝诏刊章捕俭等”。又载：“俭举劾览及其母罪恶，请诛之。览遏绝章表，并不得通，由是结仇。乡人朱并，素性佞邪，为俭所弃。并怀怨恚，遂上书告俭与同郡二十四人为党，于是刊章讨捕。”这桩党锢事件发生在东汉灵帝刘宏建宁二年（公元一六九年）。山阳张俭，因反对大宦官中常侍侯览和卑弃同乡小人朱并，而遭到朱并诬告和汉灵帝的刊章讨捕。关键是对“刊章”二字作何解释。最早为“刊章”二字作注的是唐章怀太子李贤：“刊，削。不欲宣露并名，故削除之，而直捕俭等。”汉灵帝不想把诬告张俭的朱并泄漏出去，因而连朱并上告张俭的章表也削除毁掉，而直接逮捕张俭等。其次为“刊章”作注的是元朝王幼学。“刊章，即印行之文，如今板榜。”汉灵帝收到朱并以党祸诬告张俭的章表以后，认为张俭犯了图危社稷的大罪，立即下令“刊刻雕印”通缉张俭等人的公文，火速讨捕。这种刊印的公文，王幼学认为就像元朝时通缉犯人的板榜。李贤的解释是直训“刊”字字义而导出的。但“刊、刻”互训汉代已有多例。清乾隆三十九年三通馆编辑《金石略》，关西王元氏曾上了一通东汉安帝元初四年（公元一一七年）立的《祀三公山碑》。内容是常山相柯西冯群到元氏县就职时，遇到该地连遭羌寇和蝗旱之灾。后有道叟指点，祈祀三公，于是甘露屡降，国界大丰。“长史鲁国颜校，五官阎佑……等刊石记焉”。又安帝元初五年（公元一一八年），阳城长吕常所造《嵩山太室石阙诸铭》中有“……以颂功德，刻石记文，垂显口口，以传后贤。”此处的“刊石记焉”与“刻石记文”当是同一个意思，刊、刻二字完全可以互训，刊字并不一定非要解释成“削”。如果说“党锢传”中“刊章讨捕”，李贤的解释尚能说通，到了“孔融传”中就难解释了。《后汉书·孔融传》“山阳张俭为中常侍侯览所怨，览为刊章下州郡，以名捕俭。”中常侍侯览利用汉灵帝年纪尚小，自擅权，口衔天宪，一手承办了刊刻雕印通缉张俭等人的公文，颁行州郡。这里的“刊章”如仍作“削章”解，那么“下州郡”就没着落了，解释不通。《三国志·蜀志》建兴十二年（公元二三四年），为诸葛亮之死，后主刘禅曾有诏策“……夫崇德序功，纪行命谥，所以光照将来，刊载不朽。”这里的刊也只能是“刻”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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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致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