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文宽教授的论文集《敦煌吐鲁番天文历法研究》是他继刊出《敦煌吐鲁番学耕耘录》（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之后的第二本论文集，也是与他的《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和《敦煌吐鲁番出土历书》（河南教育出版社，1997）两部大型文书汇刊与校释相配套的又一部力作。两部文书汇编和即将刊出的本论文集可以说是三位一体，反映了文宽多年来孜孜研究敦煌、吐鲁番、黑城子出土的以及散失天下若干晚期的天文历法文书的概貌。 $$文宽在攻读研究生学位之前，在北京天文台工作期间有过研究天文历法史的经历。这样，在他决心以研究唐史为志业，并肆力于整理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时候，已经具备了处理天文历法文献的独特条件。他以古天文知识为基础阅读历代正史中号称艰深的天官书和历法志就有较多的方便，这样的经历可以说是文宽治史的一种幸运。天文历法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上关系着王朝的推考天人、校定正朔，下涉及小民日常生活的四时宜忌。我国古代最卓越的史学家大多精通天文历象。例如，司马迁（公元前145或135－？）是先与壶遂等人完成造历事业而后才继续其父述作之功的。司马光（1019－1086）也有《通历》80卷之作，他在历法方面的准备功夫使他的《资治通鉴》得以建立在坚实准确的年代、正朔的考订基础之上，这反映在他的30卷《资治通鉴目录》之中。《目录》以年为经，以国为纬，上栏著录岁阳岁名和依据刘羲叟（1017－1060）《长历》的气朔闰月及七政之变，下栏列举《通鉴》正文的历年大事纲要。刘羲叟生与司马光同时，强记多识，长于历数，通晓唐代八历，尤其推崇八历中的《大衍历》，撰有《刘氏辑历》，欧阳修专门委任他纂修《新唐书》律历、天文、五行诸志。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为了明了中国纪年和正朔体系这一时间框架，按理说应该懂得一些天文历象和历代历法，然而，由于这方面的训练过于专门，个人精力终有极限，因而往往无暇顾及，许多治史者常常以此为憾事。文宽现在的研究不仅发挥了他的特长，在天文历法方面开辟了崭新的园地，而且取得的研究成果起着部分历谱的作用，便于不熟悉历法的人们考史、证史之用，这是值得我们感谢的。 $$读文宽的论文使我对他的创获有特别深刻的印象。例如，敦煌出土北魏太平真君十二年（451）的历书，经文宽的研究，证实了中国当时准确地预测到了两次月蚀。又如，文宽对唐文宗大和八年甲寅岁历进行研究后发现，这份834年的雕版印刷历本，应当是迄今人们找到的历史上标明年代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我国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年代现在还不能确指，推测当在7世纪。前此所知标明最早年代的雕版印刷品是现今收藏在伦敦英国图书馆的唐懿宗咸通九年（868）王王介为二亲敬造普施的《金刚经》；文宽考出的834年历本将雕版印刷术的实物证据提早了34年，许多权威著作在这一点上将会改写。本文集中还有一组论文涉及中国历史上历日与当代通书的文化联系。文宽发现，从1182年到1998年，中国传统历书使用二十八宿注历一天都不曾间断，而且从来没有发生错误。经文宽考证，穆宗长庆二年（822）颁布的《宣明历》一直使用到892年，并且在日本、朝鲜使用时间更长；这种唐代以来的具注历实际上与今天港、澳、台乃至东亚，1949年以前大陆上居家必备的《通书》、《通历》、《时宪书》等一脉相传，有千年以上的沿袭关系。 $$在这里，文宽的考证实际上阐发了东西文化史上久被忽视的重要篇章。早在1871年，也就是鸦片战争之后约30年，厦门的英国传教士杜嘉德（Carstairs Douglas，1830－1877）首先注意到中国南方使用的历书中以“蜜”字注星期日的问题。他解释不出原因，于是在福州传教士保龄（Stephan Baldwin，1835－1902）于1868年5月创刊的《教务杂志》（Chinese Recorderand Missionary Journal）的《中国和日本札记与疑问》栏内刊登了一则有关的札记。这在传教士中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当时参加讨论的知名传教士有德贞（Johm Dudgeon，即德约翰医生，1837－1901）、卫礼（Alexander Wylie，即伟烈亚力，1815－1887）以及在北京的俄国东正教驻华布道团团长鲍乃迪大教长（Palladius，1817－1878）等多人。卫礼在《教务杂志》第四卷（1871年6月号、7月号）刊出了一篇重要文章，名《中国有关周末安息日的知识》。传教士出于职业原因，对中国人居然也有周末安息日（sabbath）的记载非常感兴趣，这是可以理解的。卫礼为研究这一问题而搜集了清代允禄等奉敕纂修的《钦定协纪辨方书》（1739年刊本）和当时华中、华南发售的《洪潮和曾孙堂燕通书便览》等时宪书，指出了其中有关二十八宿和年神方位，月事吉凶，用事宜忌以及日月五星下值人间的七曜别行、禳灾法，并将有关记载追溯到759－764年不空（705－774）和杨景风共译的《西域吉凶时日善恶宿曜经》。收在本文集中的文宽的一系列有关时宪书或通书的论文，实际上是以新资料对中断了将近130年的中西文化交流中一个重要问题做了新的概括。 $$文宽的研究之所以多有发现，原因在于他读书认真。从资料的搜集、文本的阅读到文章的营构断制，心神贯注，一丝不苟。这里可以举出文宽在校注《坛经》过程中从形（文字校勘）、音（音韵）、义（训诂）三方面，特别是从方言、音韵方面着手突破“文字障”为例以作说明。为了持论有据，文宽在处理方音替代字和注释中古口语词上下了功夫，证实《坛经》不同文本中均为溪纽的“起”、“去”两字，因西北方言中的止摄微韵与遇摄鱼韵混同而可以互注，还有“端”“定”互注，以“审”注“心”，韵母“侵”“庚”互通，等等。核以高本汉（参看潘悟云等编译《汉文典》）、罗常培、董同龠禾、李荣、周法高、王力、普立本、白一平、李珍华与周长揖、高田时雄、平山久雄诸家有关的拟音，文宽找到的验证资料似是以上诸家未曾措意的。从1923年汪荣宝发表《歌戈鱼虞模古读考》一文引发的“鱼”、“虞”音值的辩论迄未终结，直到今天，这一讨论仍然不时出现在中、日和西方的汉语语言学家的专著和论文中。早在1923年，林语堂在读汪文之后写文章指出，“歌”、“鱼”合用现象，“须以方音解明它”，“所谓混用，未必是普通混用，未必不可寻出作家、地方有条理地区别出来”。其后，沉兼士为魏建功《古音系研究》作序也指出：“欲明古代文字之音，必先明现代方言之音，现代方言者，古音之尾闾也。”文宽追究方音转变流衍而做的校读工作，证实了先贤的卓识，激活了今后可以开拓的又一方面。文宽的创获，大多类此。 $$文宽早年寒苦，今日学业有成。两部论文集的出版，反映着他笃志向学、踏实勤恳的业绩，其中凝结着常年辛劳。今天，人们有多种计算机数据库可供检索词条，有电子扫描技术迅速输入资料。从一方面说，新技术大大方便了研究者搜集材料层次上的操作，但是，另一方面，这也更加加重了研究者的思考负担。除此之外，后现代主义对史学原理（所谓“后设史学”、“元历史”、“大历史”、“大写历史”、“上层次历史”、“新历史主义”）和对具体历史撰述的操作（“小写历史”、“下层次历史”）都有所质疑。后现代主义对传统史学的盘诘不足以动摇史学本身，但是可以促进从事史学实际研究的学者注意新思潮的挑战，从而对自身业务做更周延精确的思考。新的形势要求人们治学更加刻苦认真，看来，只有更加辛勤耕耘，种出的庄稼才能籽粒饱满，写出的文章才能内容充实。

从左至右：王气中、张汝舟、徐复、殷孟伦

1982年的一个深夜，著名书法家林散之先生挥笔写下《赠叶芦》：“早向君家结胜缘，匆匆忧患在人间。恍然一梦槐安国，白发惊心六十年”。林散之这首诗是写给浙江师范大学张叶芦教授的，因为他的父亲张汝舟去世不久，而这一年，林散之与张汝舟刚好订交60年。他所怀念的这位老友正是章黄学派的国学大师，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经声名鹊起的张汝舟先生。

张汝舟（1899-1982），名渡，以字行，自号二毋居士，安徽全椒章辉乡南张村人。先生可谓20世纪学术史上少有的奇才，他对于中国传统各种学问都有着深切的了解，然而他的早年并不像多数民国时期的学者那样幸运。他们家底殷实，衣食无忧，可以专心致力所学。相反地，先生从小则是家徒四壁，父亲力耕犹不足以供其读书。先生砥砺自学，在同辈中鹤立鸡群，很快凸显出来。这种对于读书的极大热忱感动了乡贤，在宗族乡贤的支持下，这才勉强小学毕业。因为经济困难，先生考入免费的全椒中学继续攻读。中学毕业后，巨大的家庭负担使得先生终于辍学，在南京江浦县当起了塾师。七年后，先生如愿考进当时全国的最高学府——国立中央大学。

民国时期的中央大学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名师，这些身负不世之才的教授很多都是深刻影响了20世纪学术发展的一代宗师。黄侃、王伯沆、吴梅、汪辟疆、胡小石，一批重量级的大学者齐聚一堂，开坛论道，这对于如饥似渴的张汝舟先生来说无疑是如鱼得水。他充分吸收各家所长，与众师长砥砺切磋，一时学业大进。黄侃先生时有“博极群书张汝舟”的赞誉，可谓称道有加。在中央大学时期，与先生结交的朋友同学后来也都成为开一代风气的学界名宿。其中最主要的就包括南京大学的元老程千帆先生，南京师大训诂学大家徐复先生，山东大学著名语言学家、国学大师赵少咸的女婿殷孟伦先生。先生与他们交流频繁，过从甚密，由于这些学者大半出自黄侃门下，又往往以“不失黄门家法”自勉。先生一生以受教黄门为莫大荣耀，对于师门恪守传统严谨的学风尤为重视。数十年后，徐复、殷孟伦前往南大讲授训诂学，先生心潮澎湃，大呼“师门遗教堪传世”，可见对于传统学风的奋力坚守。

大学毕业后，先生反哺桑梓，在中学当起了国文教员。抗战爆发后，先生随校西迁，任教于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抗战胜利后，正式担任贵州大学中文系教授，从此开始了长达二十七年的黔中教育生涯。这二十七年在先生的一生中可谓至关重要，他心无旁骛地进行语言学研究，撰写了大量论著，培养了众多学术上的有生力量。先生在贵州大学主讲古代汉语及声韵之学，对于学生采取分门别类的方法培养。他根据学生的表现用红色三角标记以示教育方法的区别，再制定不同的方案改革教学。贵大的学生无一不敬仰先生的博学和敬业精神，皆以得到先生的青睐为极大光荣。先生对于这一段能够支持他从事研究和教育的美好时光非常珍惜，有诗句“地有东南美，何缘更忆家”为证。

正当先生的学术事业进入巅峰状态时，一场政治风暴向他袭来。先生在反右斗争和“文革”中被打倒，并于1971年遣返回原籍务农。直到1980年2月，先生终于迎来人生的转折点，他的冤案被平反了。他又发出了“仰空忽听机梭急，且逐牛郎泛一槎”的呐喊，以求在晚年为祖国的文教事业再创辉煌。先生在家乡滁州进入了第二个学术的高潮。他潜心研究古代天文历法，破解了《史记·历术甲子篇》的内涵，廓清了两千多年来的迷雾，并将四分历法广泛运用在年代学的研究上。他还培养了很多天文历法方面的人才，贵州大学张闻玉教授、新疆师大饶尚宽教授等，后来都在这方面有所建树，著书立说，以广天文历法之学，光大先生门户。1980年10月，由于先生杰出的成就，由南京大学王气中教授、山东大学殷孟伦教授、南京师大徐复教授共同发起举办了“中国古代天文历法讲习班”。先生以多病之躯婉转低吟，对前来求教的年轻学子抱以春风化雨般的悉心指导。讲习班结束后，先生的身体健康每况愈下。1982年元月20日凌晨，先生突发脑溢血驾鹤西去，平生师友弟子闻讯莫不悲痛欲绝，为之怆然扼腕。

先生一生从不曲学阿世，亦不为通论性质的文字，故虽在学界驰骋耕耘，却鲜有俗世的声名。先生的学问广博而精深，涉及经学、史学、文学、哲学、声韵学、天文历法等多个领域，不仅谙熟中国传统学术的方法精义，对于西方的科学精神也无不了然于胸。在整个20世纪的学术史上，不论从继承前人的成果，还是开拓后学的角度来看，先生都无疑当得起“莫之或先”四个字。先生逝世后，弟子们评价他“继往圣之绝学，成一家之体系”，这是对先生最公允最实际的定位。先生向以章黄门人自居，恪守章黄学风，同学殷孟伦称赞他“光大章黄之学，不愧一代名家”，绝非不经之谈。黄侃先生治声韵学，对于清代陈澧颇有高山仰止之情，认为“没有陈兰甫，就没有黄季刚”。先生对黄氏之学的承传与此相类，所以先生也说“没有黄季刚，就没有张汝舟”。

但先生绝不是一位只知随波逐流的庸俗秀才，而是具有现代意义上开拓精神的学术闯将。早在南京江浦县担任塾师时，先生就创见迭出，大胆怀疑，彼时先生尚无高等学府的学习经验，全凭对于知识的一腔热血，奋发自学以得之。他致书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先生，对于胡适有关《水浒传》的相关论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当时胡适已经声名鹊起，在知识界和思想界享有极高的声誉，先生此举真乃石破天惊。胡适先生收到来信，亦深为叹服，并回信表示深以为然，自当改正。先生毕生以学术的承续和创新作为根本的使命，晚年讲学金华，对程在福先生三人面授声韵之学。他主要阐扬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基础知识，而是十大声韵学家的贡献以及在学术史上的位置。他要将章黄之学从何处来，到何处去梳理清楚，他要引导后学如何发扬章黄学术，将古音学向前推进，通过不断地改革变化，定格为章黄学派特有的学术风骨，这是怎样的一种精神毅力和使命感啊！

不惟如此，先生不仅具有宏大的学术视野，对于学术上的一些看似细枝末节的问题也从不肯轻轻放过。这不但是作为一名严肃学者的职业习惯，更是体现了先生以小见大，从小问题着手窥探大世界的学术理念。先生仙逝后，贵州大学组织成立了张汝舟遗著整理小组，集中整理先生的著作。从遗著的内容来看，先生的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汉语声韵学。先生早年即对传统声韵学颇为关切，抗战时期即已完成《切韵考外篇刊误》，后来又有《段氏十七部谐声表批注》。他对于陈澧和段玉裁在声韵学上的突出贡献评价颇高，同时也发现一些问题，随文批注，进行有益的纠谬工作。先生以唐写本《切韵》《唐韵》残卷及《经典释文》《玉篇》等书作为依据，较度锱铢，审析毫厘，补缺查漏，明其等呼，究其流变。结论往往针砭入里，切中肯綮。其二，汉语语法学。黄侃先生认为“中国没有文法，训诂就是文法”。这句话对先生的影响可谓至大且深，先生凭此一思路在解放前即已完成《国文文法》，对学术界震荡极大。晚年困居滁州主讲古代汉语，由于没有古代汉语和汉语史教材，先生只好利用王力先生的教材，一边讲一边质疑，引导学生用怀疑的视角从事科研。先生关于汉语中不存在介词，单句分为动句和表句等结论，发前人所未发，颇具启发性，更有进一步研究的价值。其三，古代天文历法。先生晚年对学术进行自我评价，认为“词不如文，文不如诗，辞章不如考据。考据之中，小学较优；小学之中，声韵较胜。天文历法，技而已矣，何足道哉！”虽如是说，天文历法在先生的学术体系中实则是最有特色的一部分。先生古天文历法学的特点在于不盲从权威，不为千百年来的乱象所迷惑，能另辟蹊径，独树一帜。他深入研究《史记·历术甲子篇》和《汉书·次度》，对这些文献进行了探源溯流的考订和梳理，以《历术甲子篇浅释》的成果面世，从此使得天文历法学迷雾渐开，柳暗花明。利用先生的理论，可以轻易地辨析王国维先生“月相四分说”的结论其实是可悲的误会。先生对于两千年来天文历法学说具有卓越的反正之功，可以说，如果没有先生，天文历法学还将继续困惑世人，在黑暗中前行，真相恐将永远被尘封。先生的著作有些已经付梓出版，有些仍然没有面世。即使已经出版，先生的学说还有许许多多有价值的地方亟待开掘。徐复先生认为他“学贯天人”，确是的评。先生的学术沟通天人，容纳古今，真正地实现了太史公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从学术的角度来说，先生是一位具有继往开来意义的杰出学者。从为人的角度来说，先生则是一位儒家学说坚定不移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尽管先生一生信佛茹素，却对现实社会抱有极大的关怀和热情，这正是儒家兼济天下的胸怀。从中央大学毕业返乡，路遇民夫修建铁路，先生当时即高呼“吾曹醉饱千夫饿，谁为千夫拔一毛”，对于在动乱社会饱受煎熬的百姓抱有万分的同情。在蓝田师院任教时，有故交延请他担任省政府秘书长，先生辞以“君子群而不党”。1949年，学生史健因为参加反饥饿游行而被残忍杀害，先生更是冒着生命危险跑进省政府办公室，厉声呵斥，要求讨回公道。在被诬陷改造的岁月，先生对于不能再用自己的学问报效祖国而惆怅不已，发出了“有心难许国，空下董生帷”的哀叹。总之，先生无时无刻不在实践着儒家的经世情怀，真正实践着“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不管时代发生怎样的改变，先生始终以国家民族、天下苍生为己任，他对这个世界的一草一木都具有深切的热爱和无比的眷恋之情。

1984年，先生门下高足张闻玉教授应程千帆先生之邀，前往南大讲授先生的天文历法之学，反响巨大。其后又往湖南师大等校继续宣讲，这可以说是弘扬先生学术精神的第一步。今年6月12日，张闻玉教授的文章《从观象授时到四分历法——张汝舟与古代天文历法学说》在光明日报发表，六十年风雨历程，终见光明，我辈备受鼓舞。笔者负笈西南，从张闻玉教授学习声韵及天文历法之学，蒙先生不弃，许我以忘年之交，遂经常谈论汝舟先生遗事。每念及此，莫不两相嘘唏，感慨系之。先生1943年在蓝田任教时曾作一诗怀念黄侃先生，中有“文章经术谁能识”之句，岂非夫子自道哉？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张汝舟先生的学术精神和道德人格在不久的将来必将广为流布，以为师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