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琼海市以渔业闻名的潭门镇。潭门翻天覆地的变化始于2013年，城镇面貌华丽变身，潭门的产业结构和发展方式也开始变化：由单一的海洋渔业生产拓展到旅游业、工艺品加工业、餐饮业、文化产业等多元化产业模式，镇上的游客多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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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和台湾在地理纵深、自然条件等诸多方面存在着较大的相似性，随着工业化过程的完成，台湾旅游业已发展到了较高的水平，海南旅游业还处于发展初期阶段，台湾旅游业的发展过程和经验可以为海南“建设世界一流的精品旅游目的地，打造国际旅游岛的升级版”提供诸多借鉴。

海南旅游业仍处起步阶段

从生产力发展角度来看，台湾已完成工业化过程，作为第三产业的旅游业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而产生、发展，作为旅游业发展基础的相关行业都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育，使得旅游业发展具有较为坚实的基础，通过几十年的发展，旅游业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海南则处于工业化过程的初期，作为旅游业发展基础的相关行业发育不全，在此基础上发展旅游业等第三产业，难以对旅游业形成有力的支撑，因而，即便是建设国际旅游岛上升为国家战略，旅游业的发展速度仍落后于内地许多省区。海南旅游业仍处于起步阶段。

台湾与海南旅游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各自呈现出一系列不同的特征。

其一，从旅游需求特点来看，台湾对大陆游客的团体旅游开放之后，大陆成为台湾最主要客源地，2014年大陆赴台人数达399万人次；其他客源地赴台游客也呈增长态势；台湾居民岛内旅游保持着人均6次以上的水平；除大陆之外，其余客源市场保持较为平稳的中低速增长。而海南的客源市场主要是国内游客，2014年过夜游客人数达4060万人次；境外客源市场近几年则几乎处于停滞甚至萎缩状态；岛内居民岛内旅游处于发展初期；除入境市场外，其余客源市场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

其二，从游客消费构成特点来看，台湾观光旅游游客的旅馆内支出、旅馆外餐饮和交通费等刚性消费占消费支出的42.8%，购物、娱乐和杂费等弹性消费占消费支出的57.2%；从消费支出比例来看，依次是购物费、交通费、旅馆内支出费、旅馆外餐饮费、娱乐费和杂费；尤其是大陆观光游客，弹性消费占到消费支出的64.47%，其中购物又占到整个消费的60.73%。而海南国内旅游的刚性消费占60%左右，弹性消费只占40%左右；入境游客的刚性消费部分和弹性消费部分与国内游客的比例基本一致，刚性消费占59.9%，弹性消费占40.1%。这表明，台湾旅游消费结构较为合理，而海南旅游消费结构合理性尚待提高。

其三，从旅游供给特点来看，台湾的旅游景点达230余处，而海南供游客游览的主要景区、景点仅有80处；台湾旅游产品丰富多彩、附加值较高，而海南旅游产品比较单一、附加值较低，从机场的游客行李可见一斑，桃园机场、高雄机场游客带走大量具有较高附加值的工业品，而海口美兰机场、三亚凤凰机场游客带走大量附加值较低的水果。

其四，从景区、景点的分布特点来看，台湾景区、景点的地理集中度指数较低；而海南景区、景点地理集中度指数较高，海南景区、景点集中于海口、三亚和东线，昌江、乐东、临高三县没有一处A级景区。与之相较，台湾游客流向分布更加均匀，而海南游客则基本集中于三亚、海口及其周边。

其五，从季节性特点来看，台湾和海南均呈现出较强的季节性特点。但台湾每年呈现出一季度和三季度为峰值的两个周期，而海南则每年呈现出四季度为峰值的一个周期。这说明，海南的季节性特点强于台湾，也表明海南因季节性原因产生的供求矛盾更加突出。

实现海南旅游消费

合理化

海南旅游发展中存在的差距比较明显，琼台两地旅游发展条件存在着较大的可比性，海南应从台湾旅游业发展中汲取有用的经验。

首先，海南应大力促进以“低碳”和“互联网+”为基本特征的新型工业化发展，这不仅是为旅游业发展，更是为海南区域经济稳定发展提供必要支撑。实现海南的新型工业化，是海南从农业社会走向后工业社会的必由之路，期望不经过工业化过程直接过渡到后工业时代，对于海南这样一个具有较大地理纵深的区域来说是难以想象的。对于旅游业发展来说，通过新型工业化的发展，为旅游提供坚实的基础、高附加值的产品，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供给数量，提高游客弹性消费比例，改善游客的消费结构，实现海南旅游消费合理化。

其次，大力加强海南中西部市县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旅游设施建设，增强中西部市县可进入性和进入的便捷性，减小游客集中程度，即改变目前游客集中于东部市县特别是三亚、海口的现象和旅游旺季这些地方承载力不足的状况。

再次，运用海南中西部市县的生态优势，建设国家森林公园等新的旅游景区、景点，改变目前景区、景点过分集中于东部市县的状况；运用海南拥有的海洋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海洋旅游，将游客旅游的空间扩大到更远的海上；以新的旅游吸引物来吸引游客，改善游客的流向；同时，通过新的旅游吸引物，改善游客来琼的时间结构，以空间换时间，减少季节性的影响，减轻目前季节性过强造成旅游供求严重不平衡的问题。

最后，增加产品供给，降低旅游价格。近6年来，海南入境旅游人数三升三降，国际旅游收入两升四降，其重要原因是价格偏高。对于游客来说，不同地区之间的价格差异所产生的交叉弹性会大于需求价格弹性。海南旅游产品如果既不具备质量优势，又不具备价格优势，就难以得到健康的发展。在质量难以迅速提高的情况下，应大力增加供给，降低旅游价格。

（作者单位：三亚学院）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取得的经济成功，人们更多的是看到体制创新的结果，而忽视了国家发展战略选择带来的直接影响。一个大国的崛起，必定是大国发展战略合乎实情的决策及其成功的实施。

当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尚未明确、改革尚未展开时，1980年邓小平会见日本客人，首次提出了被后来称之为“三步走”的现代化战略。之后经过补充、完善和论证，“三步走”国家发展战略日臻成熟。战略指导思想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战略目标是从1980年到20世纪末，前十年翻一番；后十年再翻一番；到21世纪中叶，中国实现现代化。战略重点是能源、交通、教育、科技。战略布局是先从沿海开始，从经济特区开始，让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战略重大措施是体制改革、招商引资、建立经济特区等。“三步走”战略把经济发达国家作为赶超目标，其战略范式是非均衡性的。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苏东剧变造成世界性动荡及对中国的冲击，90年代末又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幸运的是，“三步走”战略内在地具有应对危机的要素构件，尽管按照确定的基本小康社会指标衡量，个别农村指标完成并不非常理想，但该战略实施在总体上是成功的。与此同时，“三步走”战略也还需要与时俱进、进一步补充。

1999年，江泽民提出了两个补充性战略：其一为西部大开发战略，其二为“走出去”战略。前者涉及在沿海地区经济实力已大为提高的基础上，如何实现让后进的地区和人群也富起来的问题，故西部大开发还是“三步走”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后者已经含有一定的创新性，针对国内市场供求关系总体上已从短缺转向相对过剩的状况因应而生。“走出去”战略为现在提出的建设“一带一路”战略预先埋下了伏笔。

进入21世纪之后，2003年胡锦涛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指导理念和方针。即以人为本，统筹协调，可持续发展，其中包括“五个关系统筹”（经济与社会、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人与自然、国内外之间）。科学发展观战略是对“三步走”战略的全面深化和国际化，尤其是直接引入国际社会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理念，采纳国际社会有关概念——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等，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理解与欢迎。科学发展观战略继承了“三步走”战略的核心内容，继续把发展放在突出位置，但是开始强调发展的连续性和可持续性，而之前的战略更加强调的是发展的阶段性，要求三到五年上一个大台阶。科学发展观战略强调综合平衡地发展，这意味着试图把“三步走”国家战略从非均衡性引向均衡性战略范式。

科学发展观的国家战略正在推行之中，时代已经进入到新的历史时期。从中国梦提出开始，到“两个百年”的目标明确，再到建立“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具有习近平主席烙印的国家发展战略日益清晰。“两个百年”目标，即建党百年（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国百年（2049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对“三步走”战略目标的进一步阐释，应当说还是没有离开“三步走”的框架。唯有“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包含了崭新的战略思考和构思。

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咄咄逼人的背景下，中国“一带一路”战略自去年8月提出，只有一年的时间。但是随着战略提出者习近平主席频繁出访沿路国家，这个战略正在如火如荼的实施之中。目前进入实质性推进的项目有自贸区设立、陆上铁路和管道铺设、人民币贸易结算等。对于战略研究者而言，一方面需要严密关注战略实践的推进情况，另一方面需要超前思考战略的前瞻性问题。“一带一路”战略推行可能遇到以下问题。第一，“一带一路”地域空间上拉得很长，如何按照经济分工原则定位进行分段和整合，实现经济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合理配置？第二，“一带一路”经过的众多国家，与中国的关系有远有近、有好有坏，这需要额外付出外交上的努力。因此，配合经济战略，还需要有一个明晰的外交战略。第三，如何发挥民间和市场力量的积极作用？古代中国的路上和海上丝绸之路虽然有官方开拓者如张骞、班超、郑和的功劳，属国家有意为之，但实际上经济繁荣和文化交流是商人贸易往来的自然结果，离不开民间与市场的作用。“一带一路”战略的成功，有赖于沿路国家民间和市场的力量。第四，如何兼顾与其他经济区域的关系？在“一带一路”之外，依然存在与中国国家重大经济利益相关的地区空间，而且前者的利益有同有异。因此，应当有一个更高的战略构想来平衡和驾驭各个方向的发展战略。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全方位开放的一项重大举措。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必须加深对丝绸之路沿途各国历史与文化的理解。9月17—18日，由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与新疆大学人文学院共同主办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俄罗斯东欧中亚国家历史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暨2016年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年会在新疆大学召开。

深化历史文化研究

作为本届年会的一项重要议题，与会学者围绕俄罗斯东欧中亚各国历史文化展开了深入讨论。古罗斯的政治制度是青年学者讨论的热点问题。吉林大学世界史系教授杨翠红认为，罗斯建国后曾长期保存原始社会的多神教信仰，弗拉基米尔大公统治时期接受基督教为国教，此后开始了罗斯的基督教化。通过引进东正教，罗斯完成了由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转化，教会对王权的神化有助于加强大公权力；教会大地产的形成奠定了封建经济基础，并有助于法律的强化和文化的发展。苏州科技大学人文学院讲师齐嘉对古罗斯的维彻制度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维彻是一个发展性的历史问题，在古罗斯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维彻的含义、功能都不尽相同；古罗斯是政治多元化的城邦文明，而非实行专制政治。

一些年轻学者研究俄国史的角度比较新颖，采用了多元化方法。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赵旭黎分析了俄国的连环保制度，他认为，连环保制度是征税和基层控制的有效手段，但是，连环保和村社制度大大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连环保制度于1906年被全面废除。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李振文对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期俄国农奴制经济的剥削程度及其危机进行了研究，他认为，俄国政府1861年之所以废除农奴制，主要原因并非农奴制在经济上出现了危机，而是因为它已成为俄国在克里米亚战败后国家政治危机的根源和焦点。

历史研究离不开对历史档案文献的发掘和利用。海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吕卉探讨了1918—1929年苏联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状况，她通过对农业数据的分析，认为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前夕，苏联农业正在摸索建立大型集体经济的发展道路，还存在着自由探索大型集体化生产道路的可能性；合作社仍在继续发展，并有可能组织为共耕社、劳动组合和公社等最简单的生产联合和各种形式的集体经济；机器拖拉机站开始成立，加快了农业劳动技术设备更新速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余以战争时期的政治宣传为切入点，考察苏联的政治文化，她利用最新的档案资料，对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政治宣传的实践活动、宣传策略作了梳理。她认为苏联的战时宣传在总体上是成功的，爱国主义教育激发了苏联人民的爱国热情，大大提高了士气，为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关注双边和多边合作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国内学界掀起研究热潮。“一带一路”需要周边国家的积极参与和配合，如何妥善处理“一带一路”同周边国家的关系，是当前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我国提出的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俄罗斯提出的“欧亚联盟”政策，辐射范围都包括中亚地区，为加强多边合作提供了契机。内蒙古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与蒙古国研究所研究员范丽君从政治制度、经济基础、投资政策、投资环境、民族状况等方面，分析俄罗斯的中亚战略和“欧亚联盟”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影响。她认为，中俄有必要共同维护中亚地区的地区安全和秩序。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李随安对中国提出的 “中蒙俄经济走廊”倡议进行了阐述，认为该倡议把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蒙古国的“草原之路”计划和俄罗斯的 “跨欧亚大铁路”计划紧密联系在一起，将大大促进中蒙俄三国经济的发展。

在探讨俄罗斯与独联体的关系时，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兴认为，俄罗斯对独联体的政策经历了一个不断调整和演变的过程，其原因在于俄罗斯国力、领导人理念及国际形势三方面的变化。牡丹江师范学院历史与文化学院副教授何宛昱从国家发展战略视角，对“一带一路”进行了解读，她认为“一带一路”的提出与 “命运共同体”的提出紧密相关，可以视为手段与目标相互一致，也可视为区域发展与全球性目标相互支撑。“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反映出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既承袭传统的国际合作机制，同时具有创新性，为构建全球化进程中互利共赢的国家间关系提供了新样板。

“一带一路”建设同样离不开中东欧国家的参与，中东欧凭借其独特的地缘优势和经济发展潜力，成为“一带一路”不容忽视的一方。因此，中东欧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研究员马细谱分析了国内的中东欧研究现状，并列出当前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他认为，中东欧研究需要着重关注非传统安全因素。苏联解体后，中东欧国家政局不稳，恐怖活动、难民问题对外国投资者和资本安全造成严重影响，中国应该在同中东欧国家的经济贸易往来过程中，不断提高对中东欧历史和现实的认知水平。他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的长远目标和重大战略，这为国内的中东欧研究提供了发展契机。

促进民族关系研究

自古以来，民族关系就是统一多民族国家面临的重要问题。苏州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谢国良探讨了1907—1911年俄国总理大臣斯托雷平是如何处理俄国犹太人问题的。他认为，斯托雷平作为俄国资本主义的推动者，深知宗教矛盾给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阻碍，通过逐步扩大犹太人在经济社会领域的权限，淡化宗教冲突，以期促进俄国社会的发展。

此外，对我国古代少数民族同汉族交流融合这一课题的研究也颇具特色。新疆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海热提江·乌斯曼以裴慧琳、裴神符、裴大娘、裴兴奴、裴承恩等五位喀什裴姓人的生平事迹为例，详细解读了唐朝时期喀什人从西域来到中原定居并从事各种行业的经历及其成就。这些西域文化精英向往辉煌的中原文化，吸收了华夏文化的精髓，将西域文化同中原文化的精要融合在一起，在宗教、人文、教育等诸多领域都取得可喜成绩。作为西域文化的杰出代表，他们对中原的经济文化发展以及中原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作出巨大贡献。回顾这段历史，有助于提高我们的民族认同感和国家认同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

历史上的 “丝绸之路”曾经伴随并记载了我国同沿线国家音乐文化广泛交流的黄金记忆，丝绸之路上流动着的不仅是丰厚的物质资料，还有丰富的文化资源。

我国历史上的唐代，受益于同世界其他民族的相互交流，经济文化方面曾进入一个大发展大繁荣时期，亦形成中国音乐发展史上一个以多元音乐文化繁荣为标志的高峰，造就了中华文化在世界历史上的深远影响。隋唐时期著名的 “七部乐”、“九部乐”和“十部乐”，很多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民族的民间音乐。

“一带一路”经济战略的实施，需要文化崛起与经济繁荣相配合。加强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互动，促进沿线国家文化上的相互认同，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亲和力，需要深入挖掘沿线国家在历史与现实间的文化联系纽带，需要用音乐沟通理解，重视各个国家之间音乐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以此带动丝路沿线各国的文化发展和经济共赢。

从文化上看，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区域位置与学 术 界 所 定 义 的“Orient”（东方）概念基本重合。“Orient”一词最早出自拉丁语，主要指近东、中东和北非等地，后逐渐扩展到包括远东和印度在内、除西伯利亚之外的大部分亚洲国家。音乐是最容易沟通不同民族间相互理解与认同的文化桥梁。强调东方文化的共性，可以增强地域文化的整合，淡化政治体制方面的分歧和影响。实施东方文化战略，可以加强东方文化与“东方音乐”的统一性，拉近我们同“一带一路”国家的文化距离。

促进东方国家音乐文化交流，需要在文化上树立开放多元的世界文化观念。目前中国文化对在域外国家传播中国音乐给予了比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更多的关注与支持，而域外国家关注更多的是来自中国的经济影响和利益，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和对当代中国的理解有着相当的局限。要打破长期以来文化上的“西方中心论”和“文化沙文主义”印记，增强对中华音乐文化、丝路沿线各民族音乐文化以及对包括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在内的世界各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与传播，宣传东方音乐中追求人与自然相互协调的观念。

促进东方国家音乐文化交流，需要加强中国音乐文化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传播。要改变由于文化价值判断对经济价值过于依赖而造成的西方化倾向，鼓励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孔子学院，特别是以中国表演艺术为特长的孔子学院。鼓励中国作曲家深入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采风实践，创作以这些国家元素为主题的音乐作品，使中国音乐文化逐渐为当地人民理解和接受。

促进东方国家音乐文化交流，需要弥补东方音乐教育的缺失。目前高等艺术院校中，东方音乐和东方艺术是较为弱势的人文学科，需要从国家文化战略角度给予扶持，加大对东方文化和语言教育的投入。应积极推荐多元化音乐进课堂，在高等音乐教育体系中引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音乐课程，培养熟悉东方各国音乐、具有广博民族音乐文化知识的新型音乐人才。重启“东方歌舞团”模式的国家级东方音乐艺术传播、交流、表演与研究团队，邀请各国民族音乐家来华访问演出、交流与教学。通过对东方国家音乐的理解，树立东方音乐和东方文化的价值观，培养下一代的民族自信力。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 “中国当代音乐的海外传播研究”首席专家、福建师范大学教授）

《文化部“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年）》（以下简称《计划》）近日已被有关方面审议通过。该计划为“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与合作的深入开展绘就了路线图。围绕推进“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与合作的相关问题，记者采访了专家学者。

“一带一路”建设的催化剂和排头兵

玄奘西行求法、鉴真东渡日本、郑和七下西洋……文化交流让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绽放于全世界。如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同样与文化交流关系密切。

“古代丝绸之路最主要的功能是文化交流，其次才是贸易。”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表示，文化交流本身所带来的最重要的成果是文明的传播。如今“一带一路”所讲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这“五通”，都与文化交流密切相关。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研究员王齐国表示，人们常将文化交流比作桥梁与纽带，这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文化交流可以与心灵对话，消弭偏见和不良心态，因此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起到催化剂和润滑剂的作用；二是文化交流能够做开路先锋，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先遣队和排头兵。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教授邢丽菊认为，文化交流与合作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能够为深化双多边合作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是推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心相通的重要途径，是促进中国与有关国家政治互信的重要基础，是深化中国与有关国家经贸合作的重要保障。

民粹主义、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等是当今时代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和需要解决的问题。邢丽菊表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西方社会各种质疑声音屡见不鲜，有舆论批评其为中国版的 “马歇尔计划”，甚至冠之以中国版“新殖民主义”。针对这些偏见和误读，如何积极开展有针对性的工作，中国面临的任务相当艰巨。

为多样文化融合创新提供机遇

2014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丝绸之路承载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精神薪火相传，并提出，要弘扬丝绸之路精神。这一重要论述赋予了丝绸之路精神新的时代内涵。

王义桅表示，历史上，西方曾经占据文明高地，文化的传播是从中心到边缘的单向过程。现在这种格局正在被打破，“一带一路”所倡导的丝绸之路精神，表明了各种文化向着平等、交流互鉴以及融合创新的方向发展，让世界文明越来越呈现出多样性。“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与合作所肩负的责任，是要修正近代以来西方所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同时开创21世纪人类新文明，超越古代丝绸之路的文化辉煌。

“一带一路”建设为沿线国家和地区以及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交流交融与合作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平台。通过文化交流年、中国文化节、图书互译出版、建立海外中国文化中心等多种多样的形式，“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与合作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文化自信，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

“‘一带一路’建设给中国文化带来了机遇，构建了一个大平台，使中国文化既可以‘走出去’，又可以‘留下来’。”王齐国表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通过这一平台可以加深对中国的了解，也可以在交流中互相加深了解、加深感情、加快融合。融合将是未来“一带一路”文化交流的主要任务。

健全合作机制 完善合作平台

《计划》提出，将从五个方面推进我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一是健全“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合作机制建设；二是完善“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合作平台；三是打造“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品牌；四是推动“一带一路”文化产业繁荣发展；五是促进“一带一路”文化贸易合作。

王齐国认为，在这五个方面的内容中，健全“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合作机制建设是首要任务。设计好合作机制，让参与交流的各方感到可以产生价值，才能使文化交流事半功倍。其次是完善“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合作平台。平台构建得好，才能与方方面面对接得上，才能让文化交流之花盛开。

文化不仅要“走出去”，还要“走进去”，要“飞入寻常百姓家”。王义桅表示，推进“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与合作，要建立文化交流的示范项目，做试点推广，随后在一些文化底蕴深厚的沿线国家先做起来。可以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再现丝绸之路文化的辉煌，还要从更高的层面展示、引领文化的交流与合作。

推进“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与合作是一个潜移默化的长期过程。邢丽菊建议，为顺利推进“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与合作，应当以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倡导不同文化在平等基础上交流互鉴；以加强政府层面的政策沟通为主要渠道，丰富促进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对话机制；以继续探索官民并举模式为重要手段，鼓励民间力量在文化交流与合作中发挥更大作用；以打造面向国际市场的文化媒体为突破口，大力发展我国的国际文化传媒产业。

明清时期赴日贸易的中国商船（宁波船） 资料图片

“海上丝绸之路”作为连接东西方的伟大通道，是人类认识海洋、利用海洋与征服海洋的实践产物。“海上丝绸之路”的沿革轨迹，无疑受到多种时代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其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就是航海技术。历史上中国人之所以能航行在“海上丝绸之路”，正是由于我们掌握了远洋航行所必需的航海技术。

汉代以帆舵配合的季风航海术

西汉张骞通西域，打通了“陆上丝绸之路”后，中国航海者开辟了第一条印度远洋航路，亦即沿岸航行性质的、以南亚为中介的、间接通达的“海上丝绸之路”。而另一条连接西亚与南亚的航路则是在公元47年，由亚历山大海员希帕勒斯开辟的。在东西方航海者的共同努力下，“海上丝绸之路”终于诞生了。

汉代中国人之所以能踏开“海上丝绸之路”，关键在于掌握了以帆舵配合的季风航海术。虽然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并无明言季风航海，但从汉代有关的航期表中，仍可见端倪。据《汉书》西汉元鼎五年 （前112年）与元鼎六年 （前111年）遣水师攻南越王与东越王之记载可知，楼船循海南下，均值盛行偏北季风的秋冬之期。故可推测，中国航海者进入“海上丝绸之路”时，必以冬十一月前后为宜。海船由此举帆，经过五个月，约在次年四月航行至都元国。其后四个月，出马六甲海峡，沿孟加拉湾东岸北上，正好趁夏季南风前进，从邑卢没国（今缅甸的勃固）到谌离国（今缅甸的悉利）的二十余天，依然一路顺风。及至秋冬降临，海船正好再趁印度洋东北季风，沿孟加拉湾向西南航行两个月，而达黄支国（今印度马德拉斯附近）。

隋唐丰富的地文航海知识与娴熟的远洋季风航海术

汉代以后，由于中外经济与文化的交流仍趋频繁，所以中国航技水平得以继续提高，表现为：其一，在风帆操纵上，已能利用不同风向的“打偏”与“掉戗”技术；其二，对西太平洋与北印度洋的季风利用率大为提高；其三，具有早期航路指南意义的叙述性文字日益丰富。航技的进步，为中国航海者从沿岸航行到近海航行，准备了必要条件。南朝刘宋时期，中国海员掌握了从安息国 （在今波斯湾地区）到斯诃条国（今斯里兰卡）的两万里海湾航路，开辟了近海航行性质的、直接通达波斯湾的“海上丝绸之路”。

到了隋唐时期，随着中外交往繁盛和科技进步，中国海员的航海技术又有了进一步提高。一方面远洋地文知识与具有航路指南性质的记载愈趋丰富；另一方面，对远洋季风规律的掌握与应用，也愈趋娴熟，比如从贾耽记载的“广州通海夷道”中可以看到，从狮子国（今斯里兰卡）续航，循阿拉伯海东北岸驶达波斯湾的乌剌国 （今奥波拉），仅需37天，则此行必在冬末春初进行，因其时东北季风平和，且海流呈逆时针方向，对航行十分有利。

宋元全天候磁罗盘导航和大洋天文定位技术

宋元是中国古代科技史上的黄金时代，也是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全盛时代。在这四个世纪中，中国海员开辟了横渡印度洋的航路，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巴兹尔·戴维逊所说，“十二世纪前后，中国船就技术上来讲，已经能够航行到任何船只所能到达的地方去了。”宋元航海技术的内涵非常丰富，诸如航海地理视野的开阔，地文定位技术的深化，叙述性航路指南的成熟，航用海图的使用等，但最重要的则是全天候磁罗盘导航和大洋天文定位技术。

北宋朱彧在宣和元年（1119）所著的《萍洲可谈》中说：“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则观指南针。”这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人类利用指南针进行海上导航的最早文献记载。指南针一开始仅作为阴晦天气使用的辅助性导航仪器。但随着它在航行中展示出来的全天候测向的优点，很快就成为海员手中不可或缺的主要导航仪器。随着航迹推算对测向定量化的要求，单纯的“揆南北”的“指南浮针”与由天干、地支组成的二十四向方位盘组合起来，演进成“针盘”。在此基础上，又出现了从一地航行到另一地的转向针位点集合技术，形成了“定向行船”所“唯凭”的“针路”，即航路指南。与此同时，中国海员还掌握了通过观测天体 （特别是北极星）的高度，来判定船的地理位置（主要是南北位移）的天文定位技术，从而使航迹推算的船位误差得到了关键性的修正。

宋元时海员测量天体高度的工具主要是“望斗”和量天尺。正是凭借磁罗盘定量测向技术与量天尺定位技术，中国海员将“海上丝绸之路”的航路质量提高到新的历史水准。

明初以《郑和航海图》为代表的

优秀航海术

明初，郑和航海术将“海上丝绸之路”推进到一个空前辉煌的历史时期，出现了举世闻名的郑和船队七下西洋。郑和航海术内涵非常丰富，主要体现在集航用海图与航路指南于一身的《郑和航海图》上。

其一，在地文航海上，它不但对广大的西太平洋与北印度洋航区有具体的地理位置指示及对景写实描绘，而且对沿途的导航物与碍航物，如山峰、岛屿、浅滩、礁岩、港口等进行了标识，图中还出现了具有航迹推算与修正技术意义的针路系统。这种针路技术，以磁罗盘定航向，以更数定航程，预先考虑了航区的风、流压差等位移因素，使针划航迹与实际航迹相吻合，展示了中国传统航迹推算技术的特色。

其二，在天文航海上，主动汲取其他航海者的先进仪器与导航方法，将之与中国传统的量天尺观测技术融为一体，形成了中西合璧的横渡印度洋的过洋牵星系统。据附录在《郑和航海图》中的四幅过洋牵星图来看，郑和船队已经掌握了纵横印度洋的最新天文航法。

依托郑和航海术，中国航海者建设“海上丝绸之路”取得了全面的进展：一是开辟了历史上航程最长的远洋航路，西北方向上直达波斯湾、阿拉伯海与红海，西南方向上越过赤道，进入东非的南半球水域；二是建立了多点纵横交叉的综合性远洋航路网络；三是将横渡印度洋航路增至七条，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作者系大连海事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