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三亚11月10日电眼下已进入海南旅游旺季，往日游人如潮的旅游岛，在今年第30号强台风“海燕”的影响下，一时间大街小巷难觅行人踪影。

强台风“海燕”在三亚发威，目前城市仍然狂风暴雨肆虐。记者从三亚市三防办了解到，强台风“海燕”10日17时，位于距离中越交界处偏南方约325公里的北部湾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目前包括三亚南山、天涯海角等所有景区全面关闭，所有涉水娱乐项目全部停止。记者在三亚湾、大东海等景区看到，昔日热闹的光景仿佛被风雨冲刷得干干净净，两个景区均看不到一个游人的身影。

来自三亚凤凰国际机场的消息，机场已经启动大面积航班延误红色预警，同时进入抗台防汛应急状态。截至17时，三亚凤凰机场已取消航班207架次，1.6万名旅客受到影响，机场方面正在积极配合协调安置滞留旅客。

记者从海南三亚海事局获悉，10日下午，在三亚港港池停靠防台的广西籍货船“顺航998”，被强台风“海燕”吹断缆绳，飘入大海中，船上6人与陆地失去联系。

目前，货船已随风飘至三亚东岛附近海域，海南相关单位已经组织人员开始搜救。超强台风“海燕”为海南岛带来强风暴雨，搜救难度比较大。

在网络上，不少网友感叹此次台风的威力。在三亚游玩的网友“西西不是嘻嘻”说，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台风，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真有一种“世界末日”的感觉。

谈到印刷术，不论是雕版印刷术，还是活字印刷术，都是一项伟大的发明。关于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沈括《梦溪笔谈》有详实记载，早有定论。唯雕版印刷术究竟发明于何期，至今还没有准确结论。

从古至今，中外参与这个问题讨论的学者，不下数十人。自清光绪敦煌出现唐懿宗咸通九年（公元868年）王玠雕印的《金刚经》后，一些近现代学者便以此为例，推断雕版印刷术发明在唐代中晚期。把已经相当成熟的雕版印刷技术视为刚刚发生；把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与应用于成套的完整印书混为一谈。等于说雕版印刷没有发展过程，而突然出现了唐印本《金刚经》这样雕印技术造诣很高的印刷品。这件《金刚经》是一部首尾完整的卷子，用七张纸粘连而成，全长十六尺。如果不是在此以前雕版印刷术就已发明，并有相当长的发展过程，怎么可能突然就出现如此娴熟的雕印技术呢？因此，唐印本《金刚经》不是雕版印刷术发明的证据，而是这种技术已相当成熟的象征。我个人认为，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和将这种技术应用于印刷书籍，是这一技术发展过程中既有联系而又不完全相同的两个不同阶段。

我个人赞同“东汉发明说”。即雕版印刷术在我国东汉时期（公元二世纪后半叶）已产生。明确提出这种说法的是清朝人郑机。他在《师竹斋读书随笔汇编》卷十二中，驳斥雕版印刷术五代发明说，提出“汉刊章捕俭等。《集览》‘刊章，印行之文，如今板榜’。是印板不始于五代”。《后汉书·党锢传》载：“灵帝诏刊章捕俭等”。又载：“俭举劾览及其母罪恶，请诛之。览遏绝章表，并不得通，由是结仇。乡人朱并，素性佞邪，为俭所弃。并怀怨恚，遂上书告俭与同郡二十四人为党，于是刊章讨捕。”这桩党锢事件发生在东汉灵帝刘宏建宁二年（公元一六九年）。山阳张俭，因反对大宦官中常侍侯览和卑弃同乡小人朱并，而遭到朱并诬告和汉灵帝的刊章讨捕。关键是对“刊章”二字作何解释。最早为“刊章”二字作注的是唐章怀太子李贤：“刊，削。不欲宣露并名，故削除之，而直捕俭等。”汉灵帝不想把诬告张俭的朱并泄漏出去，因而连朱并上告张俭的章表也削除毁掉，而直接逮捕张俭等。其次为“刊章”作注的是元朝王幼学。“刊章，即印行之文，如今板榜。”汉灵帝收到朱并以党祸诬告张俭的章表以后，认为张俭犯了图危社稷的大罪，立即下令“刊刻雕印”通缉张俭等人的公文，火速讨捕。这种刊印的公文，王幼学认为就像元朝时通缉犯人的板榜。李贤的解释是直训“刊”字字义而导出的。但“刊、刻”互训汉代已有多例。清乾隆三十九年三通馆编辑《金石略》，关西王元氏曾上了一通东汉安帝元初四年（公元一一七年）立的《祀三公山碑》。内容是常山相柯西冯群到元氏县就职时，遇到该地连遭羌寇和蝗旱之灾。后有道叟指点，祈祀三公，于是甘露屡降，国界大丰。“长史鲁国颜校，五官阎佑……等刊石记焉”。又安帝元初五年（公元一一八年），阳城长吕常所造《嵩山太室石阙诸铭》中有“……以颂功德，刻石记文，垂显口口，以传后贤。”此处的“刊石记焉”与“刻石记文”当是同一个意思，刊、刻二字完全可以互训，刊字并不一定非要解释成“削”。如果说“党锢传”中“刊章讨捕”，李贤的解释尚能说通，到了“孔融传”中就难解释了。《后汉书·孔融传》“山阳张俭为中常侍侯览所怨，览为刊章下州郡，以名捕俭。”中常侍侯览利用汉灵帝年纪尚小，自擅权，口衔天宪，一手承办了刊刻雕印通缉张俭等人的公文，颁行州郡。这里的“刊章”如仍作“削章”解，那么“下州郡”就没着落了，解释不通。《三国志·蜀志》建兴十二年（公元二三四年），为诸葛亮之死，后主刘禅曾有诏策“……夫崇德序功，纪行命谥，所以光照将来，刊载不朽。”这里的刊也只能是“刻”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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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致忠

清初郑方坤为钱谦益作传，对钱氏被捕曾有“已而当轴者修前隙，必欲置之死地。复罗织前科场事以奏，刊章急征，银铛被体，身填牢户，命如悬丝。”的描写，足见“刊章，即印行板榜”说法是符古合今的。这样，汉灵帝“刊章捕俭等”似乎就与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有关了。

纸的发明与发展是印刷术发明的先决条件。1957年西安霸桥西汉早期墓中（约汉武以前，公元前140年前)出土了一块用纸包裹的铜镜，这种纸据专家化验，系麻纸。这是至今所见世界上最早植物纤维纸。1933年新疆罗布淖尔发现了西汉宣帝刘询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纸，也是麻纸。《东观汉记·蔡伦传》称伦“典作尚方，造意用树皮及敞布鱼网作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用，天下咸称蔡侯纸。”《后汉书·蔡伦传》“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敞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事实上蔡伦之前早已有纸。早在“刊章捕俭等”以前300年就有了霸桥纸；前200年又有新疆罗布淖尔纸；前65年即东汉和帝刘肇元兴元年（公元105年），蔡伦改进造纸方法。其次看墨的出现。人造墨的出现传说始于黄帝。有说田真造墨的，有说周宣王时邢夷作墨的。新石器时代陶器上的图案已有很多是用墨描绘。近年出土的战国、秦、汉竹木简也都是用墨书写。汉代宫中已有专门掌管纸、笔、墨、封泥的官员。官员每月可得到隃糜大墨、小墨各一枚。曹子建诗“墨出青松琗，笔出狡翰”。这是在东汉后期出现小规模印刷品的先决条件之一。技术上与雕版印刷术直接相关的鉥印。鉥印就是图章，也称戳子或手戳。我国鉥印技术出现很早，现存的集古印谱所录先秦古印，尤其是秦汉古印为数不少，至少在官员中已普遍应用。鉥印并不都是刻的，其中不少是用母范铸成。但古鉥印中，不论是石、骨或金属，确实有一大部分是刻成的，刻制的阳纹印鉴与雕版技术有一脉相通之处。1925年日本人在朝鲜发掘汉墓，于柩中发现过一方木质印，上刻“五官椽王旴印”。同时出土东汉明帝刘庄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年款漆盘一个。证明此墓遗物是永平十二年以前制。木质印不能用母范，只能用刀刻。这种技术与雕版相比，除字数多寡和规模大小有区别外，就雕刻技术而言大概毫无二致了。清道光李元复《常谈丛录》“书籍自雕鑴板印之法行，而流布始广，亦借以永传。然创之者初不必甚难，以自古有符玺可师其意，正无待奇想巧思也。”正说明古代雕鑴与后来雕版在技术上是相通的。

但是自东汉末年以来，日趋动荡。中经三国、魏晋南北朝，朝代更替不迭，战乱连年不休。经济凋敝，文化委顿。隋朝虽完成统一但其历史短暂，似也不具备发展这种雕版技术的条件。只有到了唐朝，国家进一步统一，雕版印刷术也随之发展，并出现像《金刚经》那样成熟的印刷品，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 <下>

李致忠